根据年代的不同而编辑的赵树理的一生的所有作品.

十年前，在开始编《赵树理全集》的时候，我心目中的《全集》就是现在读者看到的这个样子。它不分体裁，完全按写作时间编排次序。人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书也就怎样编排。我们读着书，就像站在历史的大道旁，看着主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年轻走到年老。这就是在五卷本《赵树理全集》已经面世而且印过两次以后，我又编出这么一套《全集》的主要原因。
作家《文集》、《全集》的通常编法，是按体裁或内容，先编同类的集子，再编其他。五卷本《赵树理全集》就是这样编的，第一、二卷是小说和故事，第三卷是剧本和曲艺，第四卷是文艺批评和诗歌，第五卷是归不到以上几类的文章。这自有其好处，特别是拿给普通读者看。但其缺点也是明摆着的。赵树理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一是他常常在同一时空背景下，或就同一题材、主题，写成好几种不同的形式，以集中表达一个意思。二是喜欢把过去的作品拿出来，改写为其他的形式；这样作，并非因为他缺少可写的题材，乃是在他看来，需要如此。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体裁形式的不同处理。就第一个特点说，在大编年体的《全集》里其作用容易显示出来，而在分类编年体里，因为被分在不同的门类下，作用就被冲淡了，或造成不应有的效果。比如写于“自新院”的四篇作品，分别编在三卷里，又恰好都在开头，人们翻开那几卷就接触这样的作品，会留下不好的印象。发表在《中国人》上的作品有近百篇，其中好多篇是就同一主题展开的，有议论，有叙事，有正说，有反说，有韵文，有散文，分在几处，就破坏了主题表达的完整性，削弱了表达的效果。就第二个特点说，在分类编年体里，难以使人看到同一题材不同时期作品的前后联系来。比如，《小二黑结婚》的写作，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先，作者写了《神仙世界》，又叫《神仙家族》、《神仙之家》，已经出现了二诸葛、三仙姑等人物，主题是反迷信。但这个作品没有写完，现在也找不到片言只语，只留下一个题目。随即写出《万象楼》，完成了“反迷信”的主题表达。与此同时，作者写了《告区长》一类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零星小品。到“岳冬至案”发生，作者在《神仙世界》的基础上加上“告区长”的主题，一蹴而就，写出了《小二黑结婚》，获得巨大成功。《告区长》是只有三段唱词的一个“小东西”，显得“粗糙”、“低级”，放到一位大师的《全集》里，似乎不太合宜，但它却是作者早就在思考着用文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证明，孕育着《小二黑结婚》的主题。如按五卷本的编法，把《告区长》跟《小二黑结婚》置于两处，那它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第三个特点如《灵泉洞》。这部长篇（只写出上部）作者是按评书的形式写的，不是小说。在分类编年体里该如何处理，是放到小说里还是曲艺里？一般都当作小说，可这就违背了作者的意愿。考虑到这些情况，我想，为赵树理编《全集》，采用大编年体要更好一些。因此在上世纪末就着手编辑这部六卷本，也因此把《告区长》一类看似“简陋”的作品也收了进来。
显然，这部六卷本《全集》是更适于研究者阅读的。普通读者，只看选本就行了，这几年各地出版的选本也确实不少，从一大本到四卷本都有。就研究者而论，有这六卷本在手，如果能够按次序读下来，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在什么时候写了什么，而且可以看到他的创作是怎样发展演变的，中间有过什么曲折或者大的跳跃，甚至看到某一个题材作者是怎样运用、怎样变化的。如大跃进初期写的《灵泉洞》（上部），是十多年前所写剧本《两个世界》的艺术翻新；四十年代初写了鼓词《开河渠》，后来改为《开渠》和《求雨》。读前后两部《打倒汉奸》，又可以使我们看到作者的记忆力是多么好！研究赵树理初期听说赵到晚年还能大段背诵契诃夫的小说，我曾感到惊讶，找到《打倒汉奸》的原作后，做了对比，我完全相信了这个说法。分卷方法，以篇幅相差不多为原则，不管其时代背景。一九四一是作者写得最多的一年，又处在分卷之期，只得把它一分为二，其余都是按年分的。由于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研究者，校注是编者用力较多的一项，意在使读者从这一套书里看到各种版本文字上的不同。除校注外，本书只做了极少的词语解释，又只限于为外地读者所不易懂的方言词和地方性专有术语。这些都不说了，只说一下这套《全集》新增加的文字。
在五卷本《赵树理全集》陆续出版期间，我又搜集到赵树理一些佚文，以后继续留心，到这次编定六卷本，虽然还有许多佚文没有找到，但已经有欣慰之感。本书新增加的文字，将近四十篇，有些是从未听说过的。如《万象楼》的落子本。原来只知道有《万象楼》，对其是哪种唱腔，并未注意。前不久，长治的收藏家杨宏伟先生拿出他的落子《万象楼》原版本，真让我大吃一惊。在写出宫调之后又写出落子，可见赵树理为读者、为演出方便想得多么周到！不仅仅是曲调的改变，还有情节的变动，几乎可说是另一个创作。赵巾又先生搜集整理的《小二黑结婚唱词》，告诉我们，一些优美的唱段原来出自作家自己之手。新增加的文字，书信占了不小的比例。最值得注意的是致徐懋庸信和致周扬信。赵树理和徐懋庸在太行山有意见分歧，是人们常说的，我也跟着说过，可是一直找不到书证，一些说法系来自推理。赵树理在致徐懋庸信中，推心置腹地说出了他自己对一些人轻视、鄙视、蔑视普通老百姓做法的不满，那也是对收信人的批评。在提倡大众化上，徐懋庸曾经写过文章，要说他反对大众化，理由不是很足。赵树理这封信透露出，他们两人的分歧主要在对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上。致周扬信和在一九五九年受批判中写给邵荃麟暨中国作协党组的信（此信从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一文辑出），分别从文艺思想上和对待批判的态度上，表现了真实的自我。致赵冰梅的两封信，显示了长者对下一辈亲友的关怀和爱护，在原则问题上又坚定不移。从《中国人》上辑出的几篇政论，使四十年代初赵树理的写作活动更趋完整。《“说”和“唱”的分野》虽然极为简略，但把道理说得十分透彻，是少见的。它是作者四十年代几篇谈戏曲改革文章的合理的发展。找到这篇文章的，是苏春生先生。在本书开始校对期间偶然见面，苏先生说到有这么篇文章，于是赶快编入。五十年代初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是新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继往（解放区文学）开来、承上启下的作用。现在编入这一篇，也是想提醒读者，五十年代初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它是一块未被学者开垦的处女地，搞得好，会写出一部大书。
还有几点说明：
一、赵树理谈自己很少。他既未写过《回忆录》，也没有留下一页日记。为了使读者了解作者生平，特编入一篇《自传》和两段谈话摘录。这跟《野小君来信摘录》等几封书信是很难得的材料。《一张登记表》本为档案材料，有家刊物公布在先，本书一并收录。
二、赵树理还有大量佚文尚未找到，主要是三十年代前半期在太原当寓公时所写和一九三九年冬天编《黄河日报》路东版《山地》副刊时所作，仅《山地》副刊估计至少有三四十篇。书信征集到的也不多。书末附了《赵树理佚文目录》（另附有《赵树理拟写作品目录》），也只是一个部分，供寻找的参考。
三、本书的注释，大部分以八十年代所作为基础，当时参与的还有郜忠武和李士德两位先生。
赵树理创造了一个贴近时代、贴近民族、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独特的文学世界，他又是执行党的文艺路线的典范，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和真诚待人的典范。这一切，就全都体现在这部《全集》里。赵树理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这笔精神财富、他的求实精神不会泯灭。赵树理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2006年8月29日

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杰出作家，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生动、深刻地描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展开的各项伟大斗争，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他的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开创了一个文学新时代，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真正实现了跟广大群众的结合。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也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赵树理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他还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戏剧家。他热爱戏剧，他把戏剧视作自己的生命，他说他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万象楼》和《十里店》就都是剧本。他认为戏剧是“提高大众、普及文化”的一种最好的形式，能“使千千万万的人都看懂”。他熟悉山西东南部的地方戏。他改编和创作了好多个剧本，包括地方戏和现代戏剧。他是地方戏改革的先锋，他有丰富的戏剧改革经验。
赵树理还是一位曲艺家和曲艺工作组织者、领导者。他一生写过许多各种形式的曲艺作品。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随着“大众文艺进城”，他提出了“打入天桥去”的口号，亲自深入到曲艺工作者中间，进行了解、组织、发动。由他发起，筹备成立了中国曲艺改进会（中国曲协前身），带领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曲艺艺人，大步跨进文艺殿堂，成为中国文艺大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长期担任曲协领导。中国曲艺事业的发展是跟他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
赵树理还是一位民间文学家，他编创了多个民间故事，写了许多民谣、童谣，他自己也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民间文学和戏剧、曲艺一样，都是构成他独特风格的来源。
赵树理对中国新的人民文艺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这一点得到党和人民的公认。早在四十年代，文艺界的领导就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他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写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文好人也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纪念赵树理诞生一百周年，就要像赵树理那样，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坚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繁荣文艺事业，使我们的文艺在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