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分两卷，分别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家的代表作、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进行了介绍。同时，作者还重点阐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揭示了这个时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的转型意义。此外，本书对当时所产生的、今天仍在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政治词汇和概念加以追根溯源的梳理，从而澄清了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些误解。

上卷：文艺复兴

前言

致谢

凡例

第一部分：文艺复兴的起源

第—章自由的理想

城市共和国和帝国

城市共和国和教廷

第二章修辞学与自由

专制君主的兴起

书信写作技巧的发展

人文主义的出现

以修辞学方法为自由进行的辩护

第三章经院哲学与自由

对经院哲学的反映

经院哲学观点为自由所作的辩护

第二部分：意大利文艺复兴

第四章佛罗伦萨文艺复兴

对自由的分析

古典价值的恢复

“美德的概念

具有美德的人的力量

人文主义者和文艺复兴

第五章君主的时代

君主政府的胜利

人文主义者的君主政府理想

马基雅维里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第六章残存的共和价值

共和主义的中心

经院哲学的贡献

人文主义的贡献

马基雅维里的贡献

共和主义自由的终结

第三部分：北方的文艺复兴

第七章人文主义学术的传播

人文主义者的迁移

人文主义和法学研究

人文主义和《圣经》学

第八章对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接受

作为顾问的人文主义者

时代的种种不公正现象

美德的中心地位

领导的品质

教育的作用

第九章人文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人文主义和为战争所作辩护

人文主义和不道德行为的政治口实

《乌托邦》和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参考书目

早在12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家弗赖辛的奥托就承认，在意大利北部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令人注目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他注意到的一个特色是意大利社会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封建性质。他发现，“实际上意大利全境已经由各城市分治”，并发现“在四周的所有地区，未必能找到任何不承认他所属城市的权力的王公贵胄”（所引著作第127页）。他观察到的另一项使他感到甚至更具破坏性的发展，是各城市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生活形式，这种形式与当时的假设——继承制的君主政体是唯一健全的政府形式是格格不人的。这些城市“如此向往自由”，以致自己转变成独立的共和国，每个城市宁可“依照执政官的意志而不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治理，而且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他们的“权力欲望”得到控制，并使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所引著作第127页）。

已知最早的一个意大利城市选举产生执政官政府形式的事例，是1085年出现在比萨（韦利著作1969年版第57页）。此后，这种制度不仅在托斯卡纳、并且在伦巴第迅速扩展，而且1l97年在米兰、翌年在阿雷佐、1125年之前在卢卡、波洛尼亚和锡耶纳出现了类似的政权（韦利著作1969年版第60页）。在该世纪的下半叶，又进一步出现了一个重要发展。执政官的统治开始被一种选举产生、比较稳定的政府形式所取代，这种政府的中心是一位名叫podesta（最高行政官）的官员，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被授予了最高权力，或者说对于这个城市拥有potestas（最高权力）。最高行政官通常是其他城市的一位公民，这种惯例旨在保证他在当地的种种人事关系不致于干扰他公正执法。他们是公众授权选出的，一般依靠两个主要的参议会提供咨询进行统治，其中一个较大的参议会可能有多达600人组成，而另一个核心的或者说是秘密的参议会在正常情况下限制为大约40名社会名流（韦利著作1969年版第62页）。最高行政官享有全权，因为他理应不仅作为该城的最高行政官，而且作为该城的最高司法官，还要担任该城的各种各样重任的主要发言人。但是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是：他始终居于领薪水的官员的地位，从来也不曾居于独立的统治者的地位。按照惯例，他的任期限于六个月，在整个任期内，他始终向选举他担任该职的全体公民负责。他无权独立作出政治决定，在他任期终了时，他必须在他的账目和政绩接受正式检查之后方能获准离开雇用他的城市（韦利著作1969年版第68——69页）。

最晚到12世纪末，这种形式的共和自治政体已经几乎为北意大利各主要城市所普遍采用（海德著作1973年版第101页）。虽然这给它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事实上的独立，但在法律上，它们仍然称作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德意志皇帝们对意大利的法定主权可以追溯到查理曼时代，在9世纪初，查理曼帝国便跨越德国和北意大利。这种主权在10世纪中强制地恢复了，当时，尤其是奥托一世将意大利王国与他的德国领地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到12世纪中叶，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即帝位时，皇帝们已经有两个特殊的理由要再一次坚持北意大利王国的真正地位只应该是帝国的一个行省。一个理由是：如弗赖辛的奥托所说，各城市已开始藐视皇帝的权力，并且“以敌对方式接待他，而他们本应是把他当作仁厚的君主来对待的”。另一个原因是，如奥托所坦率地补充指出的，倘若皇帝能设法征服北意大利全境，这会使他成为“极乐园”的主宰，因为在此之前，伦巴第平原各城市已开始“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超过世界各国”（所引著作第126、128页）。由于在关于帝国管辖权的庄严的权利要求之外，又增加了顿时致富的希望，从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1154年对意大利的第一次远征开始，接连几位德意志皇帝在此后的几乎两个世纪内都曾力图将他们的统治强加于意大利王国，而这个王国的各主要城市则同样坚决地为维护他们的独立而斗争。

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的头两次远征几乎为他赢得了对伦巴第全境的控制。他以攻击米兰的盟友一一各城市中最著名并具有最强烈的独立性的盟友——开始，并在第二次远征时围攻米兰本身，1162年，他占领米兰并将其夷为平地（芒兹著作1969年版第74——75页）。在此之前，他已经利用他早先的几次胜利，于1158年在龙卡格里亚召开大议会会议，在会上以毫不含糊的措词正式宣布他对意大利王国全境拥有主权（巴尔查尼著作1926年版第427页）。然而，正是这次胜利本身起到了使一些常常互相倾轧的城市团结起来反抗他的作用。米兰率先于1167年建立伦巴第同盟以抗拒他的种种要求，并随即争取到二十九个其他城市加人这个同盟（韦利著作1969年版第126页）。当巴巴罗萨于1174年卷土重来以再次确立他的权力时，同盟的联军于1176年在莱尼亚诺虽说是侥幸取胜，却使帝国军队遭到了完全决定性的失败（芒兹著作1969年版第31——31页）。在此之后，皇帝便别无选择，只得与同盟妥协，在1183年的康斯坦茨和会上，他实际上放弃了干预伦巴第各城市内部政务的任何权利（芒兹著作1969年版第361—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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