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反历史、印度人非历史、中国人重历史，三种文明造就三种历史观。三种历史观灌溉出三类文明之花，揭开本书——将见花影摇曳智慧喷薄……

一个东方人的思考（代序）

第一章 东方文明的诸种命运

第二章 家园·村庄·城市·国家

第三章 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立

第四章 东方和谐论

第五章 历史与反历史

第六章 东方文明与东方现代化

第一章东方文明的诸种命运

相对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无疑是一种早熟的文明。

这里所谓的“早熟”，并不是指过早的成熟，更不是像有的论者所比喻的那样是个未足月的婴儿，带有先天性的营养不良。如果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出发，而是把一部人类史看作一个整体来认识，我们就会看到，正是因为有了东方文明的先导，才可能有以后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说其早熟，只是从时间的意义上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的。就是说，它所产生的时间比西方文明早，并不意味着东方文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人类文明的发展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异，因而也就没有“先天不足”与“正常健康”的差异。而且，倘若没有东方文明的先导，西方文明，比如希腊文明，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繁荣起来。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早熟的文明比后起的文明，在其发展途中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它没有前例可循，没有教训可鉴，一切都是自然而缓慢地发展着。它发展着自己的文明，但却未能形成一种规范文明发展方向的理论。譬如在政治方面就是如此。在东方各古代民族，没有系统的政治学理论，有的只是中央集权制的高压统治和统治者们的权谋机巧。权力所依仗的是暴力和狡诈，或者借助于神的威迫和被统治阶级的愚味。人们从未想起过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最理性的制度的问题。

而且，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还有着这样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早熟文明发源于某一与外界隔绝的区域，并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着自己的文明。这样决定着它的文明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一的，甚而是畸型的。而且，由于文明的源头久远，传统已经形成，又决定着它很难接受外来文明。尽管它可能通过战争或别的方式将自己的文明推及到别的地区，但别的地区的文明却很难进入它的已成传统的文明体系之中。相反，后起的文明由于缺乏深厚的传统，它的文明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借助于外来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的排外性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样，在它的文明体系里，所体现的就不是单一性，而是综合性，各个先行文明的积极成分都有可能被它吸收进来。希腊的文明就是这样。在它产生之日，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地中海东岸的文明都经过了它们的繁荣时期，希腊人就正是因为吸取了这些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拒斥其糟粕而发展起他们的文明的。

启良教授（论著署名启良）男，1955年10月生，湖南衡阳人。1981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本科，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1992年破格晋升副教授，翌年破格晋升教授。现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省级重点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刘启良兼学兼中西，主要从事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曾对中西两种学术与思想之传统作过梳理和考察，今年侧重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尤以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种思潮之关系为重点研究对象。刘启良教授虽作过微观研究，写过多部和数十篇纯学术的著作和论文，但其学术之特色在于思想性，肯在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学理上的解答，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均有广泛的影响，《光明日报》、《开放时代》等多家报刊都曾对其作过学术专访。刘启良教授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项目主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1991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1993年）、“中国历史上德治思想研究”（2002）、教育部“八五”规划项目“马克思与古代社会研究”（1993年）、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思想史”（2001年）、湖南省重点教材建设项目“西方文化概论”（1998年） 。刘启良教授勤于笔耕，论著已愈六百万言。主要著作有：《神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史学与神学－西方历史哲学引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东方文明畅想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花城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文明史》上下册，花城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启良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龙种与跳蚤－启良思想随笔》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刘启良教授还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开放时代》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多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哲学年鉴》、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或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