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重的世界》是描绘因数字化浪潮冲击、全球化

和老式证券消亡而变得面目全非的世界的第一部专

著。然而我们的职业、商业和政府在这一无重的世界里

将会有什么实际的变化呢？——在这一世界里，比特

是唯一的货币，而塑造我们生活的商品（全球金融交

易、电脑信息和自动控制领域的商业）实际上并无重

量。

这些基本的经济趋势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史

无前例的机遇，数字化技术和全球化商业的巨大推力

为人类创新和经济繁荣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无重的

世界》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引起个人和政府的共鸣，来迎

接非物质化的时代。

“对于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和

技术因素，这本书作了棱角分明而又富于洞察力的评

述。作者所解构的那些变化仅在百年左右发生一次：许

多人说，活在当代是多么令人兴奋。黛安·科伊尔以深

思的、明智的逻辑思路代替了许多空洞的神话。这本书

合理地融合了确凿的证据，作者的判断，以及谨慎的推

测——没有哗众取宠之处！这一点使得这本书成为人

们真正阅读和思索的畅销书。我并不赞同书中的所有

论点——它也不会久居于我的书架之上；但我会从中

寻找真知灼见，与之争辩，推荐给他人，以改变他们的

观念。”

丹尼·奎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引言

鸣谢

1．无重的世界

2．所有的工作都到哪儿去了？

3．无重的工作

4．帮助底层人民

5．对灵活的恐惧

6．福利的终结

7．国家的老龄化

8．全球主义和言过其实

9．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城市

10．重新设计政府

在试图总结归纳20世纪特征的历史学家眼中，千年盛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描述：一个世界大战的时代，一个环境恶化的时代，一个持续的技术革命的时代。但是如果他们有一种经济的或乐观的倾向，他们看到的未来将会是一个人类空前繁荣的世纪。确实，对这种人类繁荣的分享是不公平的，几乎所有增加的财富都被少于30个国家所享用，但这仍然是一个有着令人震惊的经济进步的一百年。

工业化国家在本世纪末比一百年前富有了约20倍，它们的大多数居民都过着让他们的祖父母觉得奢侈得不可想象的生活。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发达经济的产出大约和19世纪末经济的产出一样重，而后者的价值只有前者的1／20。

美国表演艺术家劳利·安德森推出了一部新片，名叫《黑暗的速度》。她把这部片子描述成对技术的一种悲观的看法。她这样解释道：“人们曾经想要更大的车和更大的办公室，现在他们则想要更小的东西。关于小的审美观点相当有趣，如最小的芯片、最小的表或汽车电话。”对小型化的渴望是无重的世界的特征。

第一个用世界的日益无重性来描述经济特征的荣誉应归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先生也许是因为说过这样一句话而大出风头：“如果我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了，那么你们肯定已经误解我了。”这是一个银行家的讽刺。在1996年10月的一个个性鲜明的演讲中，他指出，经济产出过去是由大的实物性的东西组成，如钢、大型汽车、笨重的木质家具等等。在过去的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技术的和经济的变化意味着我们生产小得多的东西：晶体管而不是真空管，光纤或卫星传播而不是铜线，塑料而不是金属，材料改变了，小型化渗透到各行各业，成了普遍的现象。格林斯潘先生这样说道：“尽管当前经济产出的重量也许仅比半个世纪前高一点点，但是调整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值则增加了三倍多。”事实上，经济产出的重量可能比20世纪初高不了多少。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估计，1990年到1996年期间美国一美元出口的平均重量减少了一半，该组织认为，到90年代中期，它的成员国中有一半国家的国民产出都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

美联储主席在此仅强调了小型化和新材料的使用在使得相同价值的实物产出变得更轻的过程中的作用。他本应将与制造业相对的服务业的扩张也加进去，即本应考虑到所有发达国家已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实物产出上，而是转向新的领域。新的领域不仅包括知识经济，比如管理咨询、音乐行业等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的服务行业的增长，还包括低技术含量的服务行业，如快餐店。

尽管有些推动无重化的技术飞跃并不都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们在经济中的体现都是全新的——企业界对新技术的应用花了四十年时间。这种变化需要有设计和组织上的进步作为前提条件。例如，新建筑要比50年代相同建筑面积的建筑更轻，这归功于建筑和工程设计的进步、组织机制的变化，以及经改造的材料的使用，计算机工作站对重型机械和家具的替代，或是轻的光纤对重的电线的替代。开放式设计的办公室只需更少的隔离墙，而桌用电器的热门意味着更少的家具。

对我来说，新技术在整个经济中最终得到彻底的采用可以由这样一个今天已广为人知的事实来证明，那就是一张音乐贺卡中的微型芯片所蕴含的计算机能力要比1945年整个地球所拥有的计算机能力还要多。

电气化之后是计算机化。深刻的技术变革通常都会导致经济的剧变。过去它通常还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不幸的是，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才能有所收获。格林斯潘在他的演讲中说道：“我们所生产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以及我们生产方式的剧变，每世纪至多发生一至两次。”

他接下去探讨了这种失重的经济增长对于衡量价格和生产力的含义，因为这两者对一个肩负保持低通胀和高就业率重任的中央银行行长来说有着特殊意义。对这两者的定义和衡量都变得更为复杂。

然而，作为一系列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的象征，无重性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如同一切技术进步一样，它和其他根本变化相互作用，如人口和社会的变化趋势，以及政治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我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缺乏保障的时代。我们来看看关于现代工业化世界的一些事实吧。

在欧洲大陆的一半国家，有超过1／10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在另一半，失业率较低，但却存在着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人们对工作更不满意。其结果是贫穷、精神压力、社会关系紧张以及政治混乱。

同时，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正迅速老化。经预测，国际经合组织中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平均将从1990年的低于1／5升到2030年的 1／3。其综合效果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福利制度施加无法承受的压力。总人口中不断缩减的纳税人口（处于劳动年龄且有工作的人口）将不再愿意承担税赋。

可以预见的是，政治家的第一反应是借钱来填补空缺。70年代末以来迅速增长的政府借款造就了国际金融市场，它像一个由自己创造而反过来毁灭自己的恶魔，其权力大到能摆布国家政府的程度。

无重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考察。技术的每一次进步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业结构重组，而后者正是失业率上升、不平等程度加深的基础。如果劳动法和其他法规使得经济难以作出调整，那就会出现夕阳产业中失业率的上升，以及新就业机会制造能力的下降。如果经济管制比较宽松，例如美国或香港，这种调整就表现为不同种类的工作和专有技术价格的更大幅度的变动。

无重性还可以通过福利制度的危机以及政府已不再能为我们做更多事这种感觉而得以体现。对政府信心的丧失部分应归咎于冷战的结束——如果已不存在罪恶的帝国了，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现代化国家的安全装备？此外，越来越无重的经济中，联系生产和地点、经济和国家的纽带正在断裂。

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大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的生产分割到几个国家来完成。资本可以随心所欲，不用考虑国家边界。无重的产出也是非物质性的。令人迷惑的是，它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比如观看电视中播放的影片，影片拍摄是在一个地方，转播装置在另一个地方，电视机在你家里，但这部影片的经济价值并不在以上任何地方存在。事实上，真正有价值的是那种不可触摸的交流行为。

同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者位于不同的城市，但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一切价值却体现在通过光纤和卫星进行传送的数据字节上。金融市场是无重经济的先锋，它们存在于电子空间中。

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一种无助的状态——这是滋养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如果政府不能给予它的人民更多的帮助，如果人民认为自己无力为自己做更多的事，那么一个外表可信并声称能轻而易举解决这些问题的领导人就会显得很有吸引力。幸运的是，至今为止有着老练的选民的西方民主制度基本上还没有体现出类似的特征。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是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个人，而不是组织起来的实体——如公司或政府——被要求承担日常生活中的经济风险。

其结果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躁不安和缺乏安全感的时代，而不是像一些思想家所判断的，处于一个心满意足的文化氛围中。仅仅一小部分人能在这种没有终生职业和安全疆界的时代根本不用担心如何保证他们未来的安全感。为了重塑一种进步的感觉，人们必须有能力控制风险，并对自己的发展负责。

这一切显然都需要从教育入手——更好更多的教育，更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无重世界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是人的创造力和智慧。现在大多数政治家都口头承诺要促进教育，但很少有人履行诺言，他们中很少有人明白教育绝不仅仅意味着往年轻人的头脑中塞进更多更好的信息。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经济中最根本的不平等现象。英国杰出的无党派实业家约翰·哈维琼斯曾对该国基本经济失误作了如下分析：

我们的人民一生中始终被告知，你们什么也做不了，而且他们也相信确实是这样。这是不对的。你们只要看看那些被这个国家遗弃的人，看看他们自学弹吉他或使用计算机的能力，看看他们在这个体制外做许许多多事情的能力。把他们放进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不争取胜利、不努力提高反而成了明智的行为。

他的药方：文化革命。“教育”是改变观念，鼓励创造性和热情以及向学生头脑中灌入更多信息的捷径。

除了开发本国的人力资源，政府还必须在法律和税收体制中引入更多的灵活性，以便和现代人所要求的越来越大的灵活性相适应。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没有人现在还指望一个终生工作，而且知道我们将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或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甚至移民，税收机构就不应该因此而惩罚我们。我们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权利就应该和我们一样富有机动性。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能提供一种有着足够机动性的体制，没有一个将其福利体制进行现代化以应付变化了的需求和风险。

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还对在潜在的就业增长领域创造工作机会持不鼓励态度。这就意味着“灰色”或非法经济通常是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调查显示，即使是最小规模的灰色经济，如在法国和德国，也占官方经济规模的1／6。在意大利等国，这个比例上升至 1／2。有时这是因为额外的税收使得创造一个“官方”的工作过于昂贵。总有太多的官样文章。如果政府清楚哪些领域可能创造就业机会的话，这样做也许还有些道理。但无重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必须放弃。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其他方面。政府将会向城市一级放权，这是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在可预见的将来，管理无重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的缺乏。地方政治家对经济现状的了解会比国家领导人通过官方统计和调查所了解到的多得多。

经济学专家才刚刚开始研究失重的特性。失重使得大部分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过时。其关键是非物质化。我们经济中的价值——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愿意花钱购买——有着越来越少的物理质量。不论它是软件编码、基因编码、一部影片或一段音乐中的创造性内容，一副太阳镜的设计，一个保安人员的警觉性或是一位商店售货员的帮助，价值都不再存在于空间中的三维构体中。我们会花钱购买娱乐、式样、便利、速度、创造性和美观——然而对于某样具体的东西、商品，我们就会变成吝啬鬼，只想买最便宜的东西。我们会买一件澳门地区或摩洛哥生产的廉价T恤，也会花上20或50倍于此的价钱买一套新款时装。

非物质化产出的一个特征是，它被一个人使用并不妨碍它被别人同时使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丹尼·奎是无重经济学的先驱。他把这种特征称为“无限膨胀性”。这就是布拉德·科克斯在1994年《有线》杂志中所指的“过度销售”，也就是该杂志乐观主义的物质丰富哲学的基石。

我现在正在用一个Claris程序来写这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别人能同时应用这套软件，没有人能在我穿着我的阿格尼斯B型羊毛衫的同时也穿着它，有数不清的人能同时穿同一种款式的衣服。这和传统的稀缺经济学背道而驰。价值过去是由稀缺性决定的。现在没有人清楚该如何给无重的产品定价。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全球性品牌和设计者标识的价值。它解释了为什么在传媒和知识产权行业的定价权力上存在着这样的纷争：如果将一个电视节目传送给另外100万人，或通过互联网络拷贝一个计算机程序，或仿造一种时装设计，事实上并不耗费什么成本，那么这时究竟该如何对此收费？在思想、观念的极大丰富面前，沉闷的科学显得有点无能为力。

本书第一章更详细地探讨了无重的概念，如：它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后面各章转向探讨无重的经济学含义。首先是被大多数人认为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失业。第二章描述了不同工业化国家中失业的类型，揭示了失业的潜在原因，驳斥了认为通过限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或增加政府在增加就业上的支出就能轻易解决失业问题的观点。老式的左翼和人民党右翼所持的流行的孤立主义观点完全是文不对题。技术是大量失业的原因，但也是增加新就业机会的希望所在。政府应改变其政策以迎接和利用这种变化。

再下一章考察了现代经济能在哪些领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当前工业结构已经不可改变地从制造业和一些传统的服务业发生了转移，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银行业也出现了大量的冗员。该章探讨了需求可能发生巨大增长的社会经济部门，或称“第三产业”的发展前景，讨论了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来鼓励其发展。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社会经济仍受着过度管制，被种种无益的限制重重包围。这种社会往往有利于非法或地下经济的活跃。

紧接着的是对无重的成本的更广泛的评估，即其所导致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变革的重压不仅落在失业者的身上，也落在就业者的身上。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对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危险以及剧变的成本分摊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比20年前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一小部分人得到了更大的回报。尽管更大的不平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生活恶化。确实，在一个更为富足的世界里，这是丑恶的和不道德的。

然后，本书转向讨论政府如何帮助我们解决这些日益增长的风险，并对传统福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评估。第六章得出结论，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昂贵的制度，它把我们的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它只保护居民免受早已消失的风险的危害，那是些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极为稳定的战后年代才有的风险，而没有考虑无重世界中新的风险。结果，福利国家的危机成为和融资一样的合法现象。

第七章短暂地迂回考察了人口老化的现象。养老金支付将继续是政府预算的最大负担之一，这导致不少经济学家对人口定时炸弹提出警告。英国通过削减养老金切断了这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美国采取的办法是允许更多的移民。此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让经济无重化——以增加对发展更快的、有着更年轻的劳动力的国家投资为形式，实际内容则是移民、还有就是人口上的反作用，这也依赖于新技术——由于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和生命的延长，因而可以推迟退休年龄，或由于大龄妇女也可有生育能力，因而出生率有望回升。将生命最后的三分之一花费在打高尔夫球上将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失常现象。

接下来的部分考察无重世界两个重要的根本性变化。第一个是国际货币市场及其权力的增长。透过无重性而不是全球化的棱镜考察金融市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政府应如何使市场权力处于受控状态。一些经济政策需要跨越国界发挥作用，对此，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进行案例研究的机会。

尽管我认为金融市场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种妖魔鬼怪，它本质上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国家政府实施必要管制的代理者，但它仍然需要管理和控制。在国家层面上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行为将逐渐变成一个在不同国家管辖权之间进行合作的问题。一个例子是对花哨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制定相关政策；其他例子包括确定国际互联网域名，统一产品需求，确立生物技术的伦理学标准，等等。政府的任务是确定国际管理标准。就像商务交易总需要在其发生的领域内有一个合同和信任的框架，无重的行为也需要一个适当的国际化的法律和社会网络加以约束。

第二个发展是经济活动不断变动的地点。无重活动不在任何地点发生。但我并不认为电讯的发展会导致工作机会的更加分散，相反，我认为在无重的世界里，城市时刻准备着进行一场伟大的复兴。在乡间小屋，通过电讯往来进行工作仅仅是一首田园诗。和尽可能多的人靠得尽可能的近将是经济成功的关键。这是因为要创造有价值的无重产品，如计算机程序或电影，文化上的交流和激情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因为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在由人对人的服务行业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中找到工作。

国际金融市场与城市地带两者的重要性都强调一点：民族国家已不再是政权的自然定位。这绝不是一个新的发现。当然，目前又有一些迹象表明，单一民族国家正卷土重来。而本书的最后一章恰恰讨论了民族国家经济上的没落是怎样改变了政府所应当采纳的经济政策的内容。旧的一整套经济杠杆，如利率、汇率以及税收与支出的水平依然在有限的程度上起着作用。但对于某个国家的政府来说，从这上面所能指望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不犯大错而已。与新菜单上的新选择相比较，这些决策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在新菜单上出现的内容包括国际合作，对基础设施包括教育的投入，以及决定什么该管，而什么又该留给个人或下级政府去管。

1997年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写这本书正写到一半。那晚的BBC（英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报道一开始就播出了以下四条新闻。头条新闻是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暴乱。随着金字塔式投资结构的崩溃，许多人都失去了他们毕生的积蓄。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你不可能在这样的社会动荡中泰然自若。”的确，这次金融与社会动荡引发了大规模的出逃行为。绝望的阿尔巴尼亚人纷纷越河逃往意大利。位于布林迪西的政府紧急难民营很快就超员了。

接下来是一条关于单一欧洲货币计划的报道。当时的英国外长麦柯姆·里夫金德警告说，这一计划预示了民族国家的终结。德国首相的一位政治顾问也说，他希望看到货币联盟能暂缓实行。但是，德国联邦银行和欧洲货币机构的总裁们却说，单一货币计划的实施刻不容缓。

第三条是来自韩国的一个特别报道。在那儿，一些大企业集团的工人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抗议运动。这头曾经表现极佳的小虎已不再那么虎虎生威了。过高的劳动成本使得它在海外竞争中落了下风。第一次出现了工作岗位的缩减和利润的下降。实况报道评论员大卫·罗奇说：“女孩们想拥有更精致的手袋，而男孩们则希望拥有更快的车。”他暗示，努力工作、自我牺牲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已被蔓延的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所替代。

最后，在德国北部，来自绿色环保组织的抗议者坚守铁路，试图以此来阻止待处理核废料的运送。那天恰好是这次历时数天的民间抗议活动的开始。此次抗议活动以失败告终。最后，核废料还是缓慢地却不可阻挡地从该地通过。

一直到新闻报道的下半节，才开始出现我们所熟悉的国内政治琐闻、突发事件、体育以及休闲娱乐等内容，令人觉得有些惊异的是在天气预报中居然没有飓风、地震和洪水的消息，居然没有一些自然灾害来对应我们人类世界中的动荡不安。

对我而言，这次新闻报道恰恰展示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觉得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经济噩梦中。没有可以幸免的天堂。某一个国家中的恐慌总是迅速地扩散到其他国家。源于各种地区性冲突的难民们则试图冲过边界，逃亡到我们中间，而他们的人数也是史无前例的庞大。某个国家环境恶化的代价会波及国境之外。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经济增长所付出的高昂的环境代价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国家中一个最具活力的政治流派的诞生。

全球竞争的压力意味着，即使是在最成功的新兴国家中，也没有一个工人能够免遭失去各种生活和社会保障的危险。那么，在工资相对较高、生产率增长相对较缓的欧洲，那些失业者又能指望什么呢？而这些大工业国家又该如何对全球化的压力作出反应呢？

的确，当每日国际外汇市场中交易着数万亿美元的货币，却没有一家中央银行能够指望去控制由此造成的汇率波动。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政府又能做些什么呢？创造单一欧洲货币的动机之一正是试图创造一种能与全球市场力量相抗衡的力量。许多政治家和选民们害怕由此失去权力，而银行家们把超国家结构看作从市场夺回这一权力的唯一可能。

毋庸置疑，许多人已经厌恶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对于这种现象，出现了一些政治上的强烈反应。其中之一就是诱生了一些奇怪的政治联盟。在反全球化的大旗下，极右翼美国民兵组织、环保团体、商界巨豪、救援组织以及许多左翼人士联合起来了。他们都爱讲一些耸人听闻的预言。这些截然不同的团体声称：如果我们不遏制全球化的蔓延，其必然结果就是社会动荡、暴乱、城市崩裂、阶级斗争。这种放弃与世界保持接触的冲动非常的强烈，尤为让人担忧的是某些左翼势力竟持相似观点。毕竟，从30年代起，国际化就是他们信仰的主流。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向读者表明，这些所谓的启示预言全是胡说八道，而且是一种危险的胡说八道。那种认为非接触政策是可能的观点也同样大错特错。这些末日鼓吹者用来描述经济变化和全球化的暗喻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所以，他们这些各种各样的预言也渐为某些人所接受。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也同样是极端错误的，在政治上极其不成熟。这就是许多全球主义者所鼓吹的：只要每个人都停止抱怨和牢骚，全球化能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

世界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观点已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它的发端可追溯到马歇尔·麦克拉汉的地球村，最近又改头换面为“空间距离的消亡”。但是，它并没有真正抓住我们所正在经历的这个转变的实质所在。考虑如下一个流行的论点：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贸易、投资、移民的程度并不比一个世纪以前更甚，因此，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难题是无法用传统的经济政策来处理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如果单单是国际交往程度退回到本世纪初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对于今日的世界经济也就没什么特别的了。然而一切都不同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重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地球村。

用一个全新的观点——无重，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建议采用一种全新的政策来对正在发生的真真实实的经济混乱作出反应。这是一个更加客观和真实的视野，既不像启示录描述的那样可怕，又不是乌托邦似的那么理想化。对于无重，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无重保留了正常的政治辩论的可能性。

但是，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即无重的世界被视作一个仅由那些杰出的国际科技精英所纵横驰骋的天地。你可以把他们叫做雅皮。罗伯特·雷奇把他们称作“新偶像”。他们是在无数广告片、电视剧中出现的优雅。健康、富于魅力的高级白领，是我们热望的偶像。你不可能在阿尔巴尼亚，在环保抗议中，或是汉城街头催泪瓦斯里叫喊的人群中发现他们。

这些灵活的职业人士群是少数幸运儿，他们攫取了技术革新带来的成果。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就此逍遥自在：把我们世界中的经济转变仅仅当成一个技术问题，仅是一些严酷的事实而不是一个事关残酷抉择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关于无重的全新政治架构来保证我们能从中有效地获取经济利益并合理地分享它。而同时，技术治国论者应对经济成败负责。

现在存在着这样的政治哲学流派，它以憎恶经济增长、把它与最基本的现代自由观念相连。比如，约翰·格雷对那些“舆论精英”作了批评。他们家长式地把一致划一强加给这个世界。进步比自由更重要成了一种政治趋势。格雷心有同感地引用乔治·萨塔亚尼的话：“在这一时代，我们都对物质进步感到精神上的迷惘。看起来似乎机会多了，但是，单纯而独立的田园生活也不复存在了。”

每个人都渴望过单纯的生活。

我愿往那常春之乡，

冰雪不生，百花绽放。

我亦欲往那永宁之洋，

风雨不至，绿波荡漾。

经济精英们武装了这些反进步主义者。只须稍稍漫画化一点，技术精英们提供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极端的自由市场主义，能够带来变化；二是愚蠢的老式社团主义，彻底抵制变化，它把传统的左翼一分为二。所以我们才会发现一方面绿色环保主义者们居然会与偏执的民兵组织结盟，而另一方面，中左翼政党彻底投向了资本主义。

专家们所谓的无法调和的二选一纯粹是骗人。本书是我为创立一个剧变中心所作的努力。在无重的世一中，经济增长是可能的。新的科技进步浪潮能给比过去多得多的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公平地分享好处是一种良好的政治愿望，只要有一套正确的政策工具，这一愿望还是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