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
如果……
·如果孟小冬没离开梅
孟小冬是中国近代京剧史上“坤生”（女老生）的杰出典范，是百年不遇的一个人才。她和梅的结合，同时给两个人的艺术与人性都增加了一笔“亮色”。孟之离开梅，是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的，如果梅不去美国，她或许就不会遇到尴尬。当然，遇到尴尬的反倒是梅了。但在那个时代，相信梅自有化解尴尬的办法。比较大的麻烦，倒是解放初期实行《婚姻法》。这种麻烦，也曾出现在其他一些男旦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其他男旦都采取了“仅留其一”的办法。但梅毕竟不是一般人，孟更不比某些上层民主人士身边的妾。他俩继续保持这种关系，至少会给梅带来干扰，干扰会因后来不断的政治运动而加剧。如果梅、孟在解放之初就毅然分手，也会在梨园内外引起许多未必重要、却在艺术上极有价值的话题。这种话题延续的时间一长，也会对建国初期所需要的安定局面产生影响。试想：如果那时梅、孟索性丢开这问题“自已不管”，而让政府有关部门去来一个“凭天断”，相信层层上报之后，像周总理那样的天才，恐怕也会感到棘手。他肯定又要去请示毛泽东了。毛打仗是绝对的英明，但要去了断这样的家务事，怕倒也是平生第一次了吧？
·如果不爆发抗日战争
假使不爆发抗日战争，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其后的梨园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抗日，首先会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力量的对比和对抗，都沿其原来水平持续发展，而不会发生如今早已显现的那些新变化。小而又小的，其次又其次的，才能谈到京剧当中的京派和海派。那样，梅兰芳就不会在1933年南下上海（后来又去香港）当寓公，程砚秋也无须扛锄北平西郊的青龙桥种地。北平的京派京剧继续繁荣，南方和上海的京剧，反倒要差一些了。
·如果马连良再强盛一些
这可能是个一直还没被人谈起的题。如果马连良再强盛一些，同时某些方也再检点一些，那么京派京剧的整体力也就更加强大，这种强大或许会对梅兰芳产生影响。京剧之主要行当是一生一旦，生主要是老生，巳主要是青衣。梅兰芳从二十年代开始，就牢牢站在了首席青衣的位置；马连良从“富连成”出科不久即崛起．连续在“前中后”三期的“四大名旦”中占有位置，这些业绩可以确认他是北平生行的第一位人物。我小时候，就在戏园子里亲耳听到戏迷这样说：“这辈子要是没听过梅“王芳和马连良，那就算白活了。”梅与马在艺术上都讲求平均分，同时又都不太懂政治。但梅大事不糊涂，马则有时犯迷糊。于是这一来，马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每回都要影响他许多年。其实马的这些“毛病”在追求政治的年代，弄得梅兰芳也爱莫能助了。
·如果一解放就搞极“左”
这问题似更没人谈过，但经历过“文革”，肯定很多人心里想过。假如中国共产党的极“左”从一解放就风行，那梨园秩序也会相应大乱，程砚秋就有可能取代梅兰芳。程是梨园最早人党的，介绍人是周恩来和贺龙。程早期内心深处受到过多的压抑，于是此时才释放出来，并且有时矛头就直指梅兰芳。据说程为此在党内受到委婉的批评，梅也因受到这种“压力”而争取入党。
还有假使一解放就搞极“左”，那么另一个结果就会是极大促使地方戏的兴起，它们会有意无意间联合起来“欺”京剧，因为地方戏在“配合和从属‘政治’演现代戏”上边，比京剧实在是有办法得多。
·如果解放后周信芳干得再‘宽’些
周信芳在台上是很宽的，假使他解放后把工作“触角”延伸到上海的电影、话剧界，并做出一些更“宽些”的实绩，那么海派戏剧文化活动就会更昌盛，同时也向北京发起更猛烈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的梅兰芳，恐怕很难再慢悠悠了，也只能急起直追，整个北京的戏剧圈也会为之激荡，京剧那种慢悠悠的古典性格也不得不因之淡化。
·如果梅不在1961年就去世
如果梅去世时间向后推移，那么他如何在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中表态？个更大的问题是：他能否安然度过“文革”？老舍在太庙遭到毒打而自杀，梅兰芳如果也被揪到太庙，那种羞辱肯定会比老舍为甚。面对此情此景，他究竟会怎样呢？荀慧生是在太庙遭受羞辱之后，回家感到种种的不堪，但终于忍了下来。他梅兰芳毕竟是“四大名旦”，是整个中国剧坛的顶梁柱，他能够忍耐得住么？
应该承认，梅逝世是“死得其时”的。当时的党称他为“一代完人”，到“文革”时，红卫兵则抄了他的家又砸了他的坟。梅和所有的著名文化人是不能置身事外的。他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杀全节，一条是委曲求全，好像不容易有第三条道路。如果采取了后者，等“文革”后又得“说清楚”，只有先“说清楚”了才能得到理解。而这“说清楚”对梅来说，无疑又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所幸政治家通常是既会作报告也会作检讨的，这可能是职业习惯所致。检讨一次不行，马上又可以进行第二次。可怜人梅兰芳就难了。他的嘴巴只会说戏，如果用说戏的态度去检讨，肯定是要遭殃的。所以真站到梅自身的立场来看，1961年——无疑就是他最佳的逝世年份，早了不行，晚了更麻烦。
时至今日，穿越历史时空去检视各界名人的逝世时机，发现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大智大勇”的问题。肯于并乐于在该“离去”时离去，恐怕要比苟活一时要好得多。千秋万岁之名，以及对于国计民生所发生的实际效能，显然是高于重于一切的。

自序·十年三写梅兰芳（之二）

上编 回首寻思

第一章 五年匆匆·断弦离柱箭脱手

大热闹之后的大冷静·出访的道路不畅了·迪斯科与《苏三起解》·票房兴起引出的思考

第二章 疑虑重重·寒山一带伤心碧

京派京剧哪里去了·“一代完人’·《麻姑献寿》·新的＂梅剧团’

第三章 贵在比较、两岸青山相对出

“结对儿”品评·从梅兰芳看周信芳·错位了的“小三角”·从为红线女写书说起

第四章 提倡远看·此生欲问光明殿

怀旧与远看·京剧还能“远看”到什么呢·近古与品戏·“品戏’”还不是最后

中编 梅魂安在

第五章 开启审美新风·江山代有才人出

斯人独不寐·更有苦人儿·恐极、喜煞的一刹那·历史性的会面·无声中翻动了京剧史书

第六章 不露声色一元化·杜宇一声春晓

戏班体制的发展沿革·“等”了杨小楼好一阵儿·新纪元“新”在“一元化”·梅郎·梅老板·梅博士·终于“天女散花”

第七章 花衫行当·江畔何人初月

青衣、花旦、刀马各自存在的合理性·王瑶卿的开拓足迹·梅兰芳拿过了接力棒·“二合一”的徐九经与“三合一”的“马克自”·一步到位与两步到位

第八章露 露水姻缘·两情若是久长时

有意无心看《坐宫》·让人疯狂的阴阳颠倒·佳偶天成又分道扬镳·大亨当起了“第三者”·露水姻缘与封建道德

第九章 戏打对台·却道“天凉好个秋”

“老四”这个人·“门槛精”精不过上海戏院老板·“对台”’从来就有·从文化领先到文化领衔·两种“居高临下”

第十章 扭动秧歌·自来自去堂上燕，

京剧不是“一步到位”（Ic）扭出了“少·多·少”·扭出了“旧·新·旧”

·扭出了“古·今·古”·扭出了更新、更美的“镣铐”

第十一章 粉墨丹青·功夫在诗外

曾想立竿见影·寂寞的京二胡·“艺人梅兰芳卖画”事件·从“偏锋”

题画诗揣测梅之心态·别是一番境界

第十二章 智囊团·如切如磋，如雕如琢

高超的左右手·狂飙横扫不到处·“梅郎”的抉择·始终高人一筹

·互为左右手

第十三章 辉煌绝响·优带昭阳日影来

迟来的新戏·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名词：导演体制·抵消了来自豫剧

的“威胁”·绝就绝在一个“旧”字

第十四章 把酒言欢·此身合是诗人未

陌生的金沙港·“你们在盖五爷身边……”·苏堤望远·“人可不能半

真半假”·惜哉，永远的错肩而过

下编 试望归程

第十五章 文化环境·毕竟东流去

文化生活的蛋糕·快节奏与鼓腰包·改革开放中的“文化中心”·不可抑制的加速度

第十六章 梨园耕作·桃李成前归别人

“玩意儿”不值钱了·“两张皮”的票房·“两个效益”哪头儿重·“文化

碰撞”反倒火了

第十七章 京剧人口·疑义相与析

寰球有凉有热·“满城争说叫天儿”·少数人务求精通·“渐行渐远还生”

后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梅兰芳在1959年5月推出了自1936年之后的第一个（因不久的去世，这也就成为惟一的一个）新戏《穆桂英挂帅》。最初，是由梅剧团作为班底，除梅本人扮演穆桂英外，杨宗保由他的老搭档姜妙香扮演。梅、姜演了半个多世纪的夫妻，就说穆桂英与杨宗保，他俩从《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一直演到《大破洪州》。儿女绕膝的老年杨宗保，其行当依然是小生——这种反常而又绮丽的现象，也只有梅剧团和身在梅剧团的姜妙香先生出任，才可能在老戏迷中作为惟一可行的方案而通过。此外，寇准由王少亭扮演、王强由刘连荣扮演，余太君由韦三奎扮演。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穆桂英的一双儿女——杨文广和杨金花，也由梅的一双儿女（葆玥、葆玖）扮演，他俩在戏里是姐弟，在生活中也是姐弟。更特别的地方，是他俩平时已经“阴阳颠倒”——弟弟演青衣，姐姐扮老生，这种已经让老观众喜闻乐见的做法，现在却又颠倒了回来。总之，这种阵容和阵容中的内涵，是当时第一种的“众星拱月”。随后，由中国京剧院担任班底，李少春扮演寇准，袁世海扮演王强，李和曾扮演杨宗保，李金泉扮演余太君，夏永泉扮演杨文广，杨秋玲扮演杨金花。这个阵容在当时也盛极一时，但与上述梅剧团的阵容有一种本质区别——尽管“角儿”比梅剧团更“硬”了，却不以“角儿”的经历作为号召，这份儿阵容所体现出的戏剧观，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更加贴近生活真实的戏剧观。比如，杨宗保的年纪已过半百，自然就不能再用小生，于是就换了老生李和曾。李属高（庆奎）派，高亢嘹亮是其声腔特点，这样恰好合适——与杨宗保的英武性格吻合，二可以区别衰迈的寇准，和李少春的余派老生声腔形成对比。还有，让刚刚从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杨秋玲、夏永泉扮演和他们年纪、性格、气质全都近似的人物，也让新一代观众看着舒服。这一从某种意义上“颠倒”了前一种戏剧观的全新阵容，对梅兰芳本人来说，又是第二种“众星拱月”，演出效果自然无比轰动。记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晚会上，前边是各种精选出来的文艺节目，最后的“大轴”则是全出的《穆桂英挂帅》。用“全国”和“当代”的各种文艺，去烘托京剧这一古典剧种，烘托古典京剧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梅兰芳——这应该视为第三种“众星拱月”。

然而，这出《穆桂英挂帅》对梅来说，却是一出“迟来的新戏。”新戏，对梅来说并不陌生，这本是他早年重要的成功法宝之一。请看他的创作年表（指全新的创作剧目）——

1913年创排了第一个新戏《孽海波澜》。

1915年连续排演了《牢狱鸳鸯》、《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 1917年，排演《天女散花》和《木兰从军》。

1918年，排演《童女斩蛇》。

1920年，排演《红线盗盒》。

1921年，排演《霸王别姬》。

1923年，排演《西施》、《洛神》、《廉锦枫》。

1925年，排演《上元夫人》、《太真外传》一、二本。

1926年，排演《太真外传》三、四本。

1927年，排演《俊袭人》。

1928年，排演《凤还巢》、《春灯谜》。

1933至1936年，排演《抗金兵》、《生死恨》。

在二十三年间（自己从十九岁至四十二岁），共计排演了二十三个新剧，世称“梅派名剧”。平均每年一个，但一大半集中在二十五岁之前，而作为新编剧目的“顶峰巨制”的四本《太真外传》，也产生在自己三十一二岁的光景。抗战爆发后，仅排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从演出效果看，并不属于上乘之作。抗战打断了自己的演出和创作，但即使没有爆发战争，自己还会像二十几岁那样不断排演新戏吗？记得1949年自己乘火车自上海来北京时，火车车头悬挂了一幅自己的戏装像《大女散花》。这究竟说明了什么？是说明昔日的新戏已经“定格”？还是说明观众认为我今后无须再排新戏？的确，1946年自己在上海“复出”，演的是昆曲《游园惊梦》，受到热烈欢迎；稍后开始演京剧，就是抗战前在人们印象中最深的那几出，结果同样非常之好。建国后在北京屡屡演出的，不就是《贵妃醉酒》、《宇宙锋》、犄双会》一些已经“透熟”的剧目吗？自己如今五十好几，还有必要演新戏吗？……思绪翩翩，想来想去，真拿不出个准主意来。

就在没有“准主意”的情况下，梅兰芳却发现地方戏却非常有“准主意”——不断进京，新戏迭出，逼人甚迫！1952年，北京举行了“第一届戏曲全国演出观摩大会”。这一年，地方戏中最有名的演员们——越剧的袁雪芬、豫剧的常香玉、黄梅戏的严凤英、沪剧的丁是娥、粤剧的红线女、吕剧的郎咸芬……都纷纷进京献艺，她们围绕在自己的身边，真诚地称颂自己，自己也真诚地感到愧不敢当。但就在这之后，她们和她们的弟子，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带着新戏蜂拥进京，一次又一次请自己“观摩指导”！名义是“观摩指导”，实际是一种挑战——矛头就直对着京剧：请京剧也拿出“像样儿”的新戏！

京剧界拿出新戏了没有？也有程砚秋早在1953年就拿出《英台抗婚》，只可惜没有打响。原因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来过北京，几位名演员给观众留下了太深太美的印象；程的身体大大发福，和祝英台的形象相距甚远；程在此戏中有种破釜沉舟的劲头儿，改革京剧声腔传统的步子太大。具体讲，明明成套的唱腔很动听，尤其是他程派的唱儿更“拿人”，可他在《抗婚》中偏偏废弃不用，反倒安排了许多散板和摇板！这个“老四”啊，一旦下定决心，九条牛都拉不转！

砚秋早逝，四大名旦只剩下三人。尚小云排出《双阳公主》，荀慧生排出《荀灌娘》，就剩下自己了。当然，首都梨园的旗帜性人物绝不仅仅只有自己和小云、慧生，更有首都的两大剧院在撑持着京剧！一边是马、谭、张、裘的北京京剧院，一边是以自己为院长的中国京剧院（自己只是名誉上的“院长”，却不在院里唱戏；要唱戏，另有自己的梅剧团）。两大剧院风格各异，都以剧院为整体做好了欢度国庆的献礼准备。看来自己要比，还只能和尚、荀“较量”了。此际的梅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排新戏，不能走尚、苟的路子，那样太简单、太随便了。如果要搞，就还得在选择剧目上下些功夫，不仅让它适合自己和整个梨园，还得让它牵动整个文化界，甚至说得再远一些，得让它和整个国家、人民此际心里的那股劲头儿合拍……

于是，梅兰芳左挑布拣，寻找不到。右拣左挑，依然两眼茫茫……是自己眼高了么？自己隐隐觉得，发掘昔日的某出老戏，或者加丁R己苦口某出本戏，似乎都不是好办法。自己这十多年经常和大文化人一起活动，像郭老、老舍、田汉等人，似乎得有他们的合作才行。可郭老和老舍只写话剧，田汉虽然（话剧、京剧）“两门抱”，但田汉与的京剧《江汉渔歌》、《白蛇传》又好像不太适合自己……真是太难了、太难了啊。怎么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一位编剧想着自己？偌多的戏曲剧本，竟没有一个能够“借”我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