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将独联体和东欧各国90年代的改革历程称作“后社会主义”，在本书当中，作者试图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市场化转轨中诸多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政策的设计，围绕这一基本观点，作者探讨了市场化转轨进程中的政策得失，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意见和丰富的资料。作者还详尽地分析了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激进的私有化持保留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长达一百多页的篇幅附录了涉及的国家和地区1990-1998年的相关经济指标，并对1999-2002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数据上的预测。这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难得的资料。

就改革及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而言，还有另外三个主要问题。考虑到中国和越南生活着超过13亿的人口，比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共同体27个国家的人口多4倍多，这几个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第一，在没有全方位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否有其极限？回答是在社会主义下获得持续长期的高增长是可能的。达成这一目标的条件是改革被看作改善整个经济和金融制度的连续过程，而不仅是作为对眼前已发生事件的偶尔反应。在技术、贸易和金融相互关联的当代，增长不可能在传统的指令型经济中取得，但却可与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兼容，这一点在中国和越南的例子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只要政府的发展政策得当，获得长期的快速增长是可行的。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政策必须不被作为制度重新设计的替代品，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半自由化的经济制度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兼容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加困难。东欧改革和前苏联“开放”和“重建”计划的失败表明，这种兼容性是不存在的。在某一点之上（但这个点不易准确界定），如果没有政治变革的话，进一步的经济扩张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长久。如今，对国际商业活动必不可少的技术与金融联系、信息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大量的劳务移民等重要因素都呼唤着稳步推进政治变革。在开放经济的时代，资本及其国际联系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缺乏民主与其的相反面比较，在后者的框架内利用资本显然更有效益。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特别是在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较为贫穷的国家中，在强大的集权制度下以中央计划来组织储蓄和劳动较为容易的话，那么，在现阶段，在民主制度下更能取得经济进步。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和方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尽管采取了一种非常渐进但不算太慢的方式。近年来，不仅中国的经济情况，而且其政治制度和社会都较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在党的十五大后改革进程加速并深化了，但变化仍在渐进之中。如果这些变化因此不像后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十分突出的话，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变化可能更有效率。



在中国，经济改革引导着变革进程，而在俄罗斯或一些先行的国家中，经济改革仍滞后于以革命式速度发生的政治变革换句话讲，欧洲国家的民主化领先于市场化，而亚洲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



接着应当提出第三个问题；除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呢——如果过去其他国家有过这种选择，这对于今天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有什么重要意义吗？当然，任何第三条道路，不管它是怎样的，对于东欧经济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对于如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这样最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甚至像白俄罗斯和南斯拉夫联盟这样的落后者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融人已成为该区域特征的后社会主义主流之中。然而，其他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仍有教训可以吸取。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1994—1997），被称为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现任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波兰总统经济顾问。



本书是作者1998年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门做高级访问学者时完成的，主要论述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并将这一历程特别与中国和越南的改革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