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在布林·莫尔学院的讲座用稿在书中作者分六章对虚构理论进行了深入透辟的研究阐明了西方阐释学的原则——结尾必须申明开端的目的，必须赋予中间过程以秩序和意义——在文学上的价值：文学这类”解释性虚构”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本书作者承认。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生活的时间和世界的时间的关系”，并主张文学与批评必须适应现代生存环境，但是并不相信历史连续性会被断裂与危机所取代，要有一条可行的中间又不使自己变得连续”。

前言



第一章 结尾

第二章 虚构种种

第三章 没有结尾或开头的世界

第四章 现代启示录

第五章 文学虚构与现实

第六章 单独监禁



注释

在这第二讲里，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回答我在第一讲里所回避的几个问题。当时我是想集中讨论涉及启示本身的那些关于世界末日的虚构作品；所以尽管我确实提到了这些虚构作品与文学性虚构作品相似以及我们通过文学性虚构作品来把别的一些模式强加给历史时间等方面的问题，但我并没有对这种相似性加以证明。而且当我谈到虚构作品偏离基本范式的程度问题时。我同样是将我的讨论集中于纯粹的启示——人们是如何改变那些预示物，使它们不指共同的世界末日，而是指个人的死亡，或指危机，或指时代。我曾提到文学性虚构作品也以同样的方式变化着——人物所遭遇的接连不断的危机以及哪个人物的去世取代了哪些旨在把人们的经验与哪些重大的开头与结尾联系起来的神话。我也曾指出，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近期，我们对于一般性虚构作品的态度已变得非常复杂。但与此同时，我们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似乎仍然会感到一种需要，一种由于与日俱增的怀疑心而变得比在任何时候都更难获得满足的需要，即对于体验开头。中间和结尾之间的和谐关系的需要。这种和谐关系是我们的解释性虚构作品的精华，对于那些属于将历史时间主要看成是线型而不是环型的文化传统的作品而言，就更是如此。



显然，我现在需要谈谈我对“虚构”和“和谐”这两个词的用法。那么，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现象，即尽管现代文学理论已发展得相当完备，但就我所知，还从未有人试图将关于文学性虚构作品的理论与关于一般性虚构作品的理论相提并论的，虽然我认为奥格登（Ogden）在汇编《边沁的虚构理论》（Bentham’s Theory of Fictions）一书时头脑里可能出现过类似的念头；理查兹（Richards）对“思辨工具”的讨论以及他所谓的“实验性屈从”的观点包含了有关的意思②，但他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理查兹对于人们把虚构作品当做获得个人自由或者也许仅仅是个人安慰的途径的这种倾向的实质与特点当然是很注意的。



然而，只要人们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在文学性虚构与其他种类的虚构之间确实存在着的一种天然的关系似乎要比它显现出来的还要明显。如果我们首先思考一下现代的虚构作品，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变化并非是偶然现象，即自从尼采宣传并发展了康德的洞见以来，文学越来越强调它有权对虚构的标准做具有主观性和个性的选择。这和在历史学中发生的变化非常相似。由于我们发现了其方法对神话和虚构的依赖已达到一种毋庸置疑的程度，历史学已变成一门更为冷僻与含糊的学科。在尼采之后，人们可以像斯蒂文斯那样宣称，“终极信仰一定是在一种虚构之中。”这位对这整个的阿题一直怀有兴趣的诗人认识到，用这种方式进行思考就是要将世界末日——也可以说是虚构与现实发生吻合的时刻——永远推迟，就是要将它变成一种虚构的东西，一种想象中的时刻，在那一时刻，事实的世界与虚构的世界“终于”合而为一。这样一种虚构［斯蒂文斯曾在（关于终极虚构的笔记）（ Notes toward a Supreme Fiction）的最后一章的那个恰当的场合对它做过极为详尽的讨论] ，这样一种关于世界末日的虚构，就像数学里的无穷大加一和虚数之类的东西那样，我们知道是不会存在的，但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能帮助我们在世界中活动。世界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虚构。斯蒂文斯肯定是认为我们不得不依靠我们身边的任何可以找到的材料来进行理解。所以我想他是从奥尔特加③那里借来这个概念的。他的有关虚构的一般原理借自费英格（Vaihinger）、尼采或者美国实用主义。



首先，有一个涉及道德的问题。如果文学性虚构作品确实与所有其他种类的虚构作品有关系，那么就应该指出，它们具有一些危险的关系。尼采指出，“某一观点的虚假性不能成为……反对它的任何理由”，并且还补充说，惟一重要的问题是“这一观点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发展生命、保护生命、保护物种”。持这种想法的人有点像克里特的说谎者（Cretan Liar）④，因为他的观点可能会比他所指责的那些观点更为虚假。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他可能会促使人们坚持这样一种虚假的观点，即大量的死亡能够发展生命和保护物种。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一种比较天真的理论，一条接受那种能发现生存与认知间的隔阂的现代方法的途径，一种认为我们总能使自然回答我们的问题并尊从我们的虚构的观念。这正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令人好奇而又感动地预言的那种情况：“自然决不会背叛／那颗热爱她的心”。从根本上说，理论物理学家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将这种观点付诸实施，因为他们认为靠纯数学得出的结论总是能够得到实验的证明的。自然，答案就如同问题，都纯粹是人性所然。怀特海德（Whitehead）说过。“自然界允许我们根据任何使我们感兴趣的的定理进行解释。”然而另一方面，你又可以看到毒气室。阿尔弗烈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urg）应用了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 JohnDewey）和F·C·S·席勒（F．C．S．Schiller）的清白的理论来说明知识要服务于“有机的”真理，即所谓的“德意志人种”的生命的发展。如果说一种观点的价值应该用它在世界上的胜利来检验的话，那么疯子的主张可能就会和其他的虚构一样具有价值。人们对于犹太人的看法的正确性就可以因六百万犹太人被杀而得到证明。



哈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曾以明晰而又充满激情的笔触讨论过这个问题。她指出，在这“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只会碰见自己”的时代里，纳粹的那些哲学的或反哲学的假定与科学家或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假定相比，并非属于不同的类别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和谐的范式、我们的开头与结尾、我们的根据人类的愿望而描绘的井然有序的世界还怎么能满足我们呢？启示或悲剧还怎么能产生意义，或者比无稽之谈产生更多的意义呢？如果《李尔王》形象地表现了人们所期待的结尾，那么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⑤也是如此；两者都被指责为骇人听闻、毫无根据的想象，彼此在真实性和虚假性上相当，所以你所能说就只能是、《李尔王》的危害少一些。

弗兰克克默德是剑桥大学教授兼任哥伦比亚、哈佛等美国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被誉为本世纪最博学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由于他的学术涉猎面广，有人认为“批评家”的头衔比“文学批评家”更适合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