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潮流。被中国本土化的象征主义—— 中国象征主义——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本书在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背景中，从诗和诗学的双重视界考察中国象征主义在1925—1949年间的发展演变。诗与诗学双重视界的契合与悖离是本书的切入点。通过对诗与诗学文本的细读，本书既考察中国象征主义接受欧洲象征主义影响的一面，也注意到中国象征主义在接受过程中本土化的一面，并将之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与个人情境中加以研究。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导论：从诗与诗学的双重视界看中国象征主义
第一章 法国象征主义及其全球传播
一 法国象征主义运动
二 波德莱尔的“契合”与“洞观者”
三 魏尔伦的“音乐”
四 兰波的“幻觉者”与“语言炼金术”
五 马拉美的“魅幻之美”
六 瓦雷里的“纯诗”
七 象征主义诗学四要素
八 象征主义的全球传播
第二章 中国象征主义的发生与发展
一 自由诗派与新诗的“中衰”
二 “纯诗化”与中国象征主义的发生
三 中国象征主义简史(1918—1949)
第三章 李金发与穆木天等人的中国早期象征主义
一 李金发：“失败的经验”
二 穆木天：象征主义的诗学与浪漫主义的诗
三 王独清：诗的公式与诗的写作
第四章 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理论
一 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家
二 梵乐希(瓦雷里)：用文字来创造音乐
——《保罗梵乐希评传》(1928)
三 新诗创造的方向：经验、传统与语言
——《论诗》(1931)
四 象征的灵境与赋形
——《象征主义》(1934)
五 纯诗
——《谈诗》(1934)
六 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本土化
第五章 现代派诗人与中国象征主义的成熟
一 现代派诗人与象征主义
二 戴望舒：无法避免的“音乐性”与意象的创造
三 卞之琳：“非个人化”与“戏剧性处境”
四 现代派与传统
第六章 前线批评家李健吾
一 倡导作为艺术的批评：在印象与学问之间
二 发现新诗史前沿的前线诗人
三 析《鱼目集》：批评的奇遇
第七章 西南联大诗人与中国象征主义的融合转化
一 西南联大诗人与象征主义
二 冯至：抒写经验之歌
三 穆旦：抒写一个不确定的“我”
结语：象征主义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
附录 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二期革命的勃兴与夭折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 —也是如此。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 “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 “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 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 “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 “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 ”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 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惟 ”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 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陈太胜，1971 年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1994 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1997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7 年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工作以来担任过文学理论、西方文论史、诗歌欣赏与人生体验（公共选修课）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于中国现代诗学和西方文论研究。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有译著《理解人性》（与人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年出版），另有译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