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本书所追溯的1789－1848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双元革命”这一意义上着眼。因此，严格地说，本书所陈述的历史既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我在书中对某一国家的陈述（尽管常常显得粗略），是从它在这一时期所感受到的双元革命影响来着眼，那些在这一时期受双元革命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家，我就略而不谈。因此，读者在书中会发现关于埃及的某些论述，而找不到对日本的评说，对爱尔兰的阐述多于保加利亚，谈拉丁美洲多于非洲。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忽略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历史要比本书所谈论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所逊色，或者较不重要。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英，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转变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英。不过，有些值得更详细论述的题目也被搁置一边，则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因为这些主题在本系列的其他几卷中将有充分论述（像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haute vulgarisation）。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是本书的理想读者，他们不仅对于过去的一切充满好奇，而且希望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所以，给本书加上大量的学术注释，似有卖弄学问、多此一举之嫌，这些注释应当为饱学之士所准备。因此，书中的注释几乎完全是关于实际引文和数字来源，有时还涉及到某些争议性特别大或者某些语出惊人之论述的依据。
不过，对于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就它所依据的材料略微述及是完全必要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除了相当狭隘的某个领域以外，他们基本上必须依靠其他史学家的工作，对1789－1848年这个时期来说，仅二手文献就汗牛充栋，以致任何个人，即使他能够读懂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当然，所有历史学家实际上最多只能掌握少数几种语言。），也无法穷尽。因此，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二手，乃至三手材料，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同样，本书在材料上必然挂一漏万，相关专家将如笔者一样同感遗憾。
然而，历史之网只有拆破，才能抽出单独的织线，出于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主题分成一定数量的子目。我试图非常粗略地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做一概要阐述。如果这样的区分会使书中有些内容显得重复，那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问题，而完全是出于方便。
有很多人与我一起探讨过本书某些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人阅读过本书初稿或校样中的某些章节，我在此谨表感谢，而书中的错误自然与他们无关。我尤其要感谢伯纳尔（J．D．Bernal）、达金（Douglas Dakin）、费希尔（Ernst Fischer）、赫斯凯（Francis Haskell）、凯尼格斯伯格（H．G．Koenigsberger）和莱斯利（R．F．Leslie）。费希尔的思想对第十四章的帮助尤大。拉尔芙（P．Ralph）小姐作为秘书和研究助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梅森（E．Mason）小姐为本书编制了索引，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序言
导言
第一篇 发展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业革命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义
第二篇 结果
第八章 土地
第九章 迈向工业世界
第十章 向有才干的人开放的职业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第十四章 艺术
第十五章 科学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导言

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让我们想一下那些在本书所阐述的60年时间里发明出来，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其现代意义的词汇。比如“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贵族阶级”、“铁路”、作为政治术语的“自由”和“保守”、“民族”、“科学家”和“工程师”、“无产者”和（经济）“危机”；又如“功利主义”和“统计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名称，“新闻出版”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新造的词汇，或为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单词。（其中多数词汇或已在国际上通用，或已按字面的确切意义被译成各种文字。例如，“社会主义”或“新闻出版”在国际上广为流行；而“铁”和“路”[iron road]的组合，除了它的发源地以外，在每个地方都是铁路[railway]。）“罢工”和“贫困”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这些词汇（即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如何去估量发生在1789－1848年之间这种革命的深远意义？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字、城邦那遥远的时代以来的最伟大变革？没有它们，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但是，在思索这种革命时，我们必须注意区分它的长远后果和它早期的关键性发展，前者不受任何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或国际力量和资源配置的限制，而后者则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大不列颠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

虽然这场双元革命——更精确的是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件。从西元3000年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或是从中国或非洲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可同样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很显然，如果不去进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此一变革发生前夕，明显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区，反映在这场双元革命所要扫荡的旧制度危机的那几十年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应否把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看成是一次与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爆发，或仅仅看作是它们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我们应否对1760－1789年之间的制度危机、经济变革和轰轰烈烈的事件赋予重要意义，还是它们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场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时机，而无法解释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应当追溯到多远的过去——是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欧洲人开始的世界性军事征服以及16世纪早期的殖民剥削，乃至更早的过去？这些对我们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深刻分析已远超出本书所限定的时间界线。

我们在此需要评述的仅仅是，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追寻世界市场的出现，追寻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家阶级的出现，甚至也不是要追寻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础在于致力实现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一个主张的政府在英国的出现。我们也不是要追寻科技知识的进步，或者说，追寻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信念的发展。我们认为，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我们还不能认定，它们的力量在当时已足够强大或广为传播。相反的，如果有人企图因为双元革命外在装束的熟悉性，或下述那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如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和圣茹斯特（Saint－Just）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不会与旧制度的社会场所毫无关系；其改革思想代表了18世纪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向俄国凯塞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提出同样主张的那一个人；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最极端的论述都来自18世纪英国上院议员等等——就低估了双元革命的新颖之处，对于这样的企图我们必须加以防备。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去解释这些新兴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胜利；不是去追溯它们在以往几个世纪逐渐取得的侵蚀性和破坏性成就，而是它们对这个堡垒的决定性征服。此外，我们还要去追溯这场突如其来的胜利对下述两个地区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那些最直接受其影响的国家，以及其他直接暴露在其新生力量——引用此时世界史的说法，即“征服的资产阶级”——炸性影响的世界。

由于双元革命发生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其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自然以那里最为突出，因而，本书所论述的历史必然主要是区域性的。同理，由于这场世界革命是从英国和法国这对孪生的火山口向外喷发，因而它在最初必然也会采取由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进而征服的形式。的确，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几个西方政权（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机和坚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投降了、崩溃了。印度沦为由英国殖民总督统治的一个省，伊斯兰国家危机重重、摇摇欲坠，非洲遭到赤裸裸的征服，甚至庞大的中华帝国，也被迫于1839－1842年间向西方殖民者开放门户。及至1848年，凡在西方政府和商人认为对他们有用而需要占领的土地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碍。如同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其前途已经一路通畅，所需要的仅是时间而已。

然而，双元革命的历史不仅仅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胜利的历史，它也是这些新兴力量在1848年后的百年之中，从扩张转变为收缩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及至1848年，未来命运这一异乎寻常的逆转已依稀可见。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的世界性反西方抗争，在当时仅仅初露苗头。只有在伊斯兰世界，我们才能观察到这一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那些被西方征服的国家经由这样的进程，采用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扭转了局面：例如19世纪30年代土耳其帝国内部开始的西化改革，以及埃及的阿里（Mohammed Ali）所进行的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具重要意义的改革事业。但是，在欧洲内部，预示着要取这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新社会而代之的力量和思想，已经在萌芽。1848年以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徘徊，1848年，人们驱走了“幽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实际上便像幽灵一样处在软弱无力的状态，特别是在被双元革命迅速改变的西方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环顾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那么，我们就不敢因此而低估在反抗双元革命中诞生的、具有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力量，这一思想体系在1848年已做了首次的经典性阐述。双元革命这个历史性的时期，是以在兰开夏（Lancashire）建立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厂制度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开端，而结束于第一个铁路网的设立和《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发表。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受推财富的近代史大师。

1917年，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往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1947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取得该校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头衔，1982年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院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十四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派学生交往甚密；在一九五二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间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十九世纪为主，并延伸及十七、十八和二十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影响学界甚巨；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一般阅听大众。 如《新左评论》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的兼具了知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霍氏现居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