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继《天朝的崩溃》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收录了写成于九十年代后期的十一篇论文。作者通过丰富的材料、精当的考证，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种种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

西方新敌面前的“天朝”旧容

鸦片战争清朝军费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与英、法军兵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装备与训练

“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

广州反入城斗争三题

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

公使驻京本末

第一次中比条约的订立时间及其评价

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

虎门之战研究

浙东之战的战术

吴淞之战新探

大沽口之战考实

后记

广州英人所居住的商馆，位于城西珠江岸边（今广州沙面以东），人口稠密，房屋毗邻，热闹非凡，一切景象与城内并无二致，商业活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商馆一带与城内的区别只不过是隔着一道城墙。从近代城市观念出发，可以认为，居住在商馆的英国商人及外交官已经“人城”，而不是被拒之“城外”。笔者如此钻牛角尖，并不是刻意否认英国人有人城之权，而是想在此中提出问题：一、既然从近代城市观念出发，商馆与城内并无区别，英方为何一再要求越过这道城墙，进至城内？二、清政府为何将英国人拒之城门之外？三、广州各阶层民众为何冒着违抗官府的风险，坚决不允外国人入城？也就是说，要求或反对入城的理由是什么？



前两个问题似乎比较简单。



英方要求入城的外交理由是全面履行条约，但他们内心也明白，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否则他们在1849年4月一切条约依据全部具备的情况下仍被拒绝入城时，不会不采取激烈的手段，而只是表露出软弱的姿态。事实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已实现入城的英国却将其领事馆从城内搬至距城比商馆更远的沙面。其它通商口岸也有这样的情况。居住在上海县城的英国官员和商人，也因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由城内搬至城外。对于英国商人说来，商馆一带正是中外贸易的传统地段，如果让他们迁出商馆而搬至城内，他们必然会出现更为强烈的反对。他们的要求，主要表现为争取扩大商馆的区域，及在广州河南等地建立仓储码头等设施，以扩大他们的商务活动。很显然，英方要求入城，其目的是无形的而不是有形的，更侧重为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一面。他们以“高等民族”自居，认为被拒绝入城是对他们的污辱，企图用入城的手段来击垮清政府力图保持的“天朝”颜面。正因为如此，1843年以来，他们始终不放弃入城的要求，而又始终未因拒绝人城而采用战争的手段。在19世纪，英国对于牵涉其实际利益的事务，是不吝惜诉诸武力的。



清政府反对人城，除了为保持“天朝”的尊严外，主要是“严夷夏之防”，防止出现“华夷混杂”的现象。清王朝是以武力镇压而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极端恐惧本国民人与外国势力相联系，进而造反。为此，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他们在“华夷之隔”上颇用功夫。商馆制度、保商制度、行商制度等等，正是这类努力的表现。鸦片战争后，原有的制度被打破了，原有的恐惧心理并没有消除。福州、广州等地，清政府官员一再不允入城，正是害怕出现华夷混杂、难以控制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害怕“华夷杂居”，上海的地方官与英国领事议定了《上海租地章程》，在上海县城以北的农田上建立“外国人居留地”（Foreigners Settlemen），即租界。在许多方面来看，最初的上海租界恰如广州商馆的放大。然而清政府的官员们也逐渐地认识到，“华夷杂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因此，他们在英国的政治压力（1845年，福州）、拒不归还舟山（1846年，广州）、战争威胁（1847年，广州）面前，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表示屈服。而1849年的拒绝人城，清政府官员是害怕激起民变，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另一种方式的表现。



由此可见，英方要求人城和清方拒绝人城，既有其相互对立的一面，又有其相互妥协的余地。这使得英国政府与清朝政府在广州入城问题上，时而抗争，时而妥协，拖延达15年之久。



至于广州各阶层民众反对人城的理由，似乎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