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文学史》对涵盖美国文学所有分支，涉及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种种趋势的广阔范围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一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论述，正是在这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努力下，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者在作品集近三十年来美国文学批评之大成，因此即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存在的分歧讲话，也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保持的连续性发言。叙述部分在书中战友了很大比例，使本书和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对于美国文学史的探讨既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又有了磅礴的气势。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部分的背景，但是这个声音也与形成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多样化兴趣共同发挥着作用。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多种文学流派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的论述。美国文学材料的扩大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作品以前曾被忽视，最近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在美国文学材料扩大的同时，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多样性面言，都在急剧增长。《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的这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学术和批评事业探讨了包括社会、文化、理智以及审美在内的多样性；同时，和以往的论述相比，也显示了一种在文学研究方面更加丰富的权威概念。

中文版序
致谢
总序
1940年至1990年的美国戏剧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田纳西·威廉斯
第三章 阿瑟·米勒
第四章 爱德华·阿尔比
第五章 萨姆·谢泼德
第六章 大卫·马梅特
第七章 变化中的美国：一出变化的戏剧？
小说与社会——1940年至1970年
第一章 战争与小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
第二章 新小说：从后方战线到20世纪50年代
第三章 在路上与离路行：作为青年叛逆的局外之人
第四章 现代启示：一种偏激的文学
南方文艺复兴之后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罗伯特·佩恩·华伦
第三章 卡森·麦柯勒斯
第四章 弗兰纳里·奥康诺
第五章 尤多拉·韦尔蒂
第七章 关于奴隶制度及战后重建运动的小说
第八章 沃克·珀丽
第九章 雷诺兹·普赖斯
第十章 彼得·泰勒
后现代小说——1960年至1990年
第一章 反思后现代派
第二章 拜物主义的寓言
第三章 传统主义寿终正寝
第四章 妇女小说：改写历史之举
第五章 结论
新兴文学
第一章 从边缘文化到新兴文化
第二章 比较种族主义与归化逻辑
第三章 第二代日本移民男女
第四章 60年代的遗产
第五章 拒绝追随异性恋
第六章 超越杂交文化
附录：传记
大事记——1940年至1990年
参考书目
索引

美国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经济力量强大，国民重新信仰资本主义，整个社会重新把物质上的进步以及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纯净作为笃信无疑的国家神话。与此同时，美国还出现了三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他们却不肯苟同于大多数人所持的这种意见。

人们曾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戏剧充满了信心，但是它们却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大部分都在这场冲突出消失殆尽，克里福德·奥德兹（Clifford Odets）的社会戏剧所依据的是变化的可能性；菲力浦·巴时（Philip Barry）和威廉·萨罗扬（William Saroyan）的喜剧基本上是建立在对现存事物的满足上面。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在《我们的城镇》（Our Town）中颂扬的是人们所熟悉的虔诚行为；虽然《幸免与毁》（The Skin of Our Teeth）提出的文体上进行更激进的改革，但是从未让这些讽刺打破基本的平和。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戏剧表现了道德世界的瓦解，而这种瓦解最终被情节剧的结构所阻止。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也是对情节剧情有独钟，民主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把他引到了自相矛盾的边缘，令人感到怜悯，如果说他向这些价值观的崩溃致哀，那么随后他又显然颇感解脱地转向平庸的情节，这对于他的戏剧而言是不合逻辑的。确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情况变得很有典型性。他意识到社会目标和道德目标混乱不堪，于是去表现信仰以及在绝望之中对人类善良的信念，但是对此他只有断言而已，却无法用戏剧恰如其分地演绎出来。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他早年的和平主义思想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是勇武的理想主义，他最为成功的戏剧就是一部赞美民族英雄亚伯拉罕·林肯不屈不挠品质的作品。在他成为罗斯福总统的演说撰稿人之后，他昔日在戏剧作品中为林肯而写的那些铿锵有力的词句便很容易被忽略了。

对于马克思韦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来说，在舞台上让邪恶胜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戏剧基本上是一种道德力量。和埃尔默·赖斯（Elmer Rice）、苏珊·格拉斯佩尔（Susan Glaspell）、锡德尼·金斯利（Sidney Kingsley）的理想主义、马克康奈力（Marc Connelly）、保罗·格林（Paul Green）的幻想世界以及S.N．贝尔曼（S.N．Behrman）、S.J．佩雷尔曼（S.J．Perelman）的喜剧一样，他的理想主义提倡连续性的力量、价值观的经久不变，认为现实是一种赎罪的幽默，戏剧具有复原的力量，其中公众的丰在既是必要的前提，又是可靠的根据。然而也不乏很有影响力的例外现象。埃尔默·赖斯的《街景》（Street Scene）和锡德尼·金斯利的《死胡同》（Dead End）揭露了一个欲望备受阻碍、抱负处处受挫的社会。而尤金·奥尼尔眼中的景象日趋阴暗，直至变成一种惨淡的讽刺，但是总的来讲，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严酷现实激励了戏剧，使它对自身的结构有了信心，使它的目标得以扩大，也使它的社会目光更加乐观。联邦戏剧工程和美国进行过的其他艺术实验一样让人兴奋。它表明能够满怀信心地正视令人烦恼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并且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发挥作用。这个工程提出了一种全民休戚相关的新主张，而且证实、维护了这个新主张。

经过一场战争，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消失殆尽了。或许人们曾以为，在与罪恶昭彰的法西斯主义较量中获胜的美国会以庆典形式的戏剧来欢迎正常状态的回归和民主的胜利。实现物质丰富和精神满足的美国梦似乎又只有一步之遥了，对于一个毫不吝惜地为将来投资的国家来说，这个梦总是在召唤着她。但是人们所推测的那种戏剧并没有出现，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战争的遗产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些作家产生于另一个时代。

事实上，美国很快就对其工业加以改组，从进行战时生产转向满足国内需求。节俭不再是人们的生活准则，取而代之的即使还不是立即到手的富足，也是日益增长的信心，人们越来越坚信美国不仅可以使它的人民生活富裕，而且可以拯救破产的欧洲，甚至使以前的敌国民主化。然而，也有种种令人惊恐的原因。冷战很快就代替了热战，核恐怖曾因在太平洋地区赢得和平而成为一种合法的武器，却突然使美国本土成为易受攻击的危险地带。民主看起来并没有凯歌高奏。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有一批人准备以一种信念的名义而背叛自己的国家，这种信念曾经对穷困潦倒者以及异化的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并使过去备受怀疑。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绝不可以一概而论。不仅战争将美国的经验一笔勾销，而且彻底否定了把这个国家推向了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会被称作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十年，因为这种形式现在似乎被国外不久以前进行国家社会主义实验的那段历史所玷污。

与此同时，美国戏剧被三位天才人物所左右，他们个人的根基都牢牢地扎在了过去。尤金·奥尼尔最后的所有戏剧都是回忆他年轻的时代，甚至更早的岁月。他处于个人危机之中，远离尘世，身患疾病，险些使他丧失了写作能力。他创作了一系列戏剧，表达了他对于人生悲剧性和荒诞性的感受。阿瑟·米勒这位新秀在剧坛崭露头角，写了关于幸运反而成为沉重负担的剧本《鸿运高照的人》（The Man Who Had All the Luck），表现理想主义破灭、物欲之梦具有腐蚀力的作品《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和反映人们所熟悉的美国美德在精神上却十分贫瘠的作品《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田纳西·威廉斯向人们展示的社会景象同样惨淡，表现了个人在这个社会中备受挫折却又能苟且求全（《玻璃动物园》）。他的另一出戏剧表现了社会现实慢慢地使私人小说土崩瓦解（《欲望号街车》），这部作品的背景是南方，其中时间对于南方的威胁并不亚于它对它的牺牲品女性的威胁。尽管美国人也许赞美一个除了家庭之外便不受历史和社会责任约束的个人，但美国的主要剧作家看到的个人却并非如此：他们被时代所摧毁，受一些强制推行的神话所威胁，在一个宣扬价值观与人类需要相抵触的世界上随波逐流。家庭本身作为一个核心偶像的确已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根本，扭曲的价值观的起因，压迫人的专制制度的源头。阿瑟·米勒曾认为，美国文学创作中一个富有活力的主题不仅在于美国梦的不足，而且在于美国梦的破灭，而关于这一点的证据似乎是有力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此。这些合法的神话被许多美国文学作品奉为准则，而人们的经验却与之并不相符，这就暗示了自身与社会环境之间、个人与想象的意念投射之间基本上处于一种互相脱离的状态。当然，包括米勒在内的战后美国主要戏剧作家所选择的绝不仅仅是用戏剧形式来表现当今霍拉休·阿尔杰（Horatio Algers）们种种破灭的希望。他们的讽刺要深刻得多。在一个向来以为时代站在自己一边的文化中，时代却成了自己的敌人。在这个致力于把自己从历史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社会中，过去却直逼现实。也许在美国第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尤金·奥尼尔最后几部作品中，这些讽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