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第三个十年，这时候苏东诸国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过去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体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苏东诸国转轨期间的情况到底如何，国内却鲜有系统介绍。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苏东研究，他们认为，苏东诸国在转轨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是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本书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

绪论 关于社会经济转轨国际比较的若干问题
上篇：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
第一章 “工会掌权”以后：波兰经济转轨述评
一、 从“休克疗法”第一案例到“维谢格拉德模式”
二、 从ESOP到MEBOS：“后私有化”的资产重组与治理结构重组
三、 高速增长与波折：波兰转轨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章 “捷克奇迹”与“捷克陷阱”
一、 起点平等的产权改革模式
二、 持续五年的“新布拉格之春”
三、 “投资基金病”：捷克的困境
四、 捷克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章 渐进？激进？——论匈牙利选择
一、 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二、“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第四章 俄罗斯：告别叶利钦时代
一、坎坷十年：俄罗斯转轨进程
二、“分”之罪？——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
第五章 转轨前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中东欧与中国的比较研究
第六章 走向公民社会：转轨中东欧国家的第三部门组织
一、 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种转轨”
二、 走向现代第三部门
下篇：没有运动的理论与没有理论的运动:十年来的东欧左派
第七章 没有运动的理论：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
一、东欧“左派”的概念
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
三、东欧左派运动的三个阶段
第八章 没有理论的运动：东欧“左派复兴”与社会民主主义
一、东欧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倾向
二、东欧左派复兴的逻辑意义及其结果
三、俄国左派运动评析
第九章 民主政治中的左翼诸派系
一、东欧新旧社会党的关系
二、东欧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第十章 “红色三翼”：东欧左派走进二十一世纪
一、“现代左派”稳步前进
二、“传统左派”并未消亡
三、“另类左派”荷角初露

“走出……”之别，
还是“走向……”之别？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即所谓“中国之谜”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也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地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剧变”后的中东欧——前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悬殊之大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其中有多少水份，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下还是右派执政下都经历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尽管如果在中东欧内部作比较，上述说法是有意义的。
国际上的转轨经济学争论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两大传统即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在转轨问题上的延伸。在中东欧转轨十年间它们分别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并各自对中国与中东欧转轨战略的异同作出了解释。1但他们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这同一个“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人们很少反过来想：也许中国与中东欧的“改造方式”差异不是那么大（就经济改革的方向而言），而改造前的经济体制倒是差异更大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后来的改造绩效？换句话说，中国与中东欧如今的转轨绩效之别也许更多地属于“走出……”之别，而不是“走向……”之别？
以往的转轨经济讨论中已谈到过“走出……”之别，尤其出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华盛顿共识”派学者如萨克斯等，都侧重于以“初始条件”来解释“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但他们通常强调的是发展水平不同（中国更不发达），产业结构不同（中国是农业国），乃至计划经济的惯性不同（中国只搞了30年而苏联搞了70年）。这些不同当然有影响，但仅此而已说服力是不大的。因为这样说来，最能摆脱困境创造奇迹的应当是更穷、更农业化、“计划”历史也更短的非洲国家了。
我现在强调的是，在“走出……”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机制的不同。在这方面，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外的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倒是谈到过。崔之元先生大讲“鞍钢宪法”就是一例。他把这个“宪法”说成是“后福特主义”的种种褒评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并就此提出过批评。但“鞍钢宪法”之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大异其趣，则的确不可忽视。作为转轨过程的起点，这种差异对后来进程所起的路径依赖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恰恰与崔之元讲的相反）十分重要。而西方左右两派经济学家把转轨前体制大而化之都视为“计划经济”、只重视走出这种体制后在民主福利国家与公民自由交易两者间进行选择与搭配（中国与中东欧恰恰不是这种区别！），这就很难真正理解到如今为止的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产生机制。
事实上，无论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市场机制优越性，还是凯恩斯－罗斯福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国家调控必要性，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奇迹”。在笔者看来，这个“奇迹”的形成机制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式的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负帕累托过程”（不同于中东欧的束缚－保障协调型体制）而导致的条件：“走出负帕累托过程即帕累托过程（即人人受益过程）”。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只能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
而到了90年代，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已达到了时效的极限。这时中国相对于中东欧的优势，就集中表现为“斯托雷平式改革”可以以铁腕来减少民主制下的讨价还价，降低所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上了。但是，这样的“优势”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则是人们不能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