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花环"的详细介绍……
这是一部奇特的书信体小说。作者在书中虚构一位阿米纽斯·封·桑德·特恩·特容赫男爵，并以编者的身份整理了阿米纽斯的部分谈话、信件和一些观点。全书共有十二封信和一篇献辞，作者藉阿米纽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民主、革命、战争等的观点。全书语言流畅，表达观点气势磅礴，言辞之间人物性格鲜明、形象栩栩如生。文中还涉及到大量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史实，读起来颇具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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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的花环"的书摘……
第一封信：致《蓓尔美尔报》编辑
把阿米纽斯和“精神”介绍给英国公众。
先生：
我的一位普鲁土的旧相识刚刚抵达此地，我去年在国外时他曾如此唐突地对我指责我的国人，而上个星期他不断对我们所谈到的德国危机加以点评，想博取我的欢心。说实在的我得承认，他把自己弄得极不讨人喜欢。他有着普鲁土人那种粗砾、傲慢的态度，对一切嗤之以鼻，而又为之制定出条条框框；虽然，出于对才智的热爱，我很欣赏他，出于对真理的追求，我也尊重他的坦率，然而，作为一个英国人，作为《每日电讯报》所说的“帝国民族”中的一员，我对此感到相当不安。所以我希望借重你的好意，为我对我们伟大的英国公众的援手摇旗呐喊。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总是摆出一副大胆的样子、准备好粗鲁的句子对付进犯者。
我的普鲁土朋友在旅程之初就丢了一点面子，我相信，是这点耻辱一开始就把他引入歧途，我来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我带着他坐火车去雷盖特，车厢里坐着一个典型的实业家（好像是生产瓶子什么的），一个伟大中产阶级的极好的样本，正是这个了不起的阶级所具有的能量和自信构成了英格兰的现状，也正是他们在给我们的议会和政策定调子。新闻刚刚报道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发生的第一
次流血冲突。“他们打起来了，”我的同胞嚷道，“他们都是傻瓜！”并且递给我们一份《笨拙》杂志，上边巧妙地画着“为丹麦雪耻”；这幅尖刻的讽刺作品画着端坐的丹麦国王，拿着一杯掺水烈酒和雪茄烟，幸灾乐祸地看着可怕的报应落在大敌普鲁士的头上，他们曾经对丹麦犯下了罪行。我这位普鲁土朋友盯着这份递到他眼前的惹人注目的道德教材，愤怒和羞辱使他无言。我赶紧引用了格莱斯顿先生最近对罗马尼亚人的建议中的几句话，以对和平与工业发展这些伟大原则表示敬意，却被我的同胞打断了。“是的；战争，”我说，“中断贸易，而且带来难以忍受的不便；反之，人们只需踏踏实实地生产瓶子，从事铁路、银行和信贷公司的工作，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好东西。”没等我说完，我们已经到了雷门，我马上把我这位沉默无言的普鲁土朋友拉下了车。
可是我永远忘不了那终于爆发出来的滔滔不绝的宏论：“傻瓜！笨蛋！对形势一无所知，对德国一无所知，他不懂得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伟大，也不懂得是什么使生活值得一过，除了瓶子，那该死的瓶子——他什么也不懂。”诸如此类的话灌满了我的耳朵，我很愿意忘了它，而不是和英国公众一起再温习一遍。我只会在谈到无可理喻的事情时才使用这种粗野无礼的表达方式。
前天，《每日新闻》报发表了格德温·史密斯先生那封极具说服力的信，声称赞同与普鲁士联盟。我无比激动地带上它跑去见我的朋友。“我终于找到了，”我叫道，“一样可以让你高兴的东西；我们一个最好的作家，在我们一份最好的报纸上发表声明，赞成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国。那么我们就可以和它联合起来制约法国。无论在哪儿，我都能听到人们赞赏这封信，说同意他的观点。”一丝冷笑，就像亚历山大·冯·哈姆勃特凝视前任普鲁土国王的教会女执事们时惯常所有的冷笑，浮上这位柏林人的严厉的面容。“天哪，”他说，“这是普鲁士撞针枪创造的奇迹。仅仅一年以前，你们还和法国一起威胁普鲁士，并且向那个你们所谓的伟大的、洞察秋毫的统治者——法国皇帝建议，把莱茵省从我们手中夺走；从上次在这份报纸上见到浑身时髦、英国绅士做派的他到现在还不满六个星期，‘一个欧洲的仲裁者。’在伤害你们的同时，他什么也没做；他竭尽全力跟你们处好关系。当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显得多么迷人！噢，你说你们中意的那份声明是谁写的？”“路德温·史密斯先生，”我回答。“我知道他，”他说，“是个好作家，可惜太盲信。”“不，不，”我说，“他是个天才，而且很有德行。”
柏林人一声不吭地拿起报纸读这封信。“他应该在纳尔逊手下作事，”读完之后他说，“他痛恨法国人，似乎他们作了什么孽。不管怎样，像法国这样在世界上占有优势，（由于你们的愚蠢，这优势正在增加，）足以使人们——除了法国人，感到无法忍受；让这个世界除了有一个伟大的法兰西之外还有一个伟大的德意志，这是件好事。如果你们合作的话，再有一个伟大的英格兰也不错。但是请问德意志和英格兰联合起来反对法兰西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要使真实的英格兰和真实的德意志取得一致的基础是什么？“你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说，“所以我可以简单地回答你。你被英国吸引是由于她的自由主义，你远离法国国王是由于他的专制。”“自由和专制！”普鲁土人大叫，“让我们甩掉这些形式和字眼。现在把人民团结起来或分散开来的是精神。”
把阿米纽斯和“精神”介绍给英国公众。
先生：
我的一位普鲁土的旧相识刚刚抵达此地，我去年在国外时他曾如此唐突地对我指责我的国人，而上个星期他不断对我们所谈到的德国危机加以点评，想博取我的欢心。说实在的我得承认，他把自己弄得极不讨人喜欢。他有着普鲁土人那种粗砾、傲慢的态度，对一切嗤之以鼻，而又为之制定出条条框框；虽然，出于对才智的热爱，我很欣赏他，出于对真理的追求，我也尊重他的坦率，然而，作为一个英国人，作为《每日电讯报》所说的“帝国民族”中的一员，我对此感到相当不安。所以我希望借重你的好意，为我对我们伟大的英国公众的援手摇旗呐喊。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总是摆出一副大胆的样子、准备好粗鲁的句子对付进犯者。
我的普鲁土朋友在旅程之初就丢了一点面子，我相信，是这点耻辱一开始就把他引入歧途，我来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我带着他坐火车去雷盖特，车厢里坐着一个典型的实业家（好像是生产瓶子什么的），一个伟大中产阶级的极好的样本，正是这个了不起的阶级所具有的能量和自信构成了英格兰的现状，也正是他们在给我们的议会和政策定调子。新闻刚刚报道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发生的第一
次流血冲突。“他们打起来了，”我的同胞嚷道，“他们都是傻瓜！”并且递给我们一份《笨拙》杂志，上边巧妙地画着“为丹麦雪耻”；这幅尖刻的讽刺作品画着端坐的丹麦国王，拿着一杯掺水烈酒和雪茄烟，幸灾乐祸地看着可怕的报应落在大敌普鲁士的头上，他们曾经对丹麦犯下了罪行。我这位普鲁土朋友盯着这份递到他眼前的惹人注目的道德教材，愤怒和羞辱使他无言。我赶紧引用了格莱斯顿先生最近对罗马尼亚人的建议中的几句话，以对和平与工业发展这些伟大原则表示敬意，却被我的同胞打断了。“是的；战争，”我说，“中断贸易，而且带来难以忍受的不便；反之，人们只需踏踏实实地生产瓶子，从事铁路、银行和信贷公司的工作，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好东西。”没等我说完，我们已经到了雷门，我马上把我这位沉默无言的普鲁土朋友拉下了车。
可是我永远忘不了那终于爆发出来的滔滔不绝的宏论：“傻瓜！笨蛋！对形势一无所知，对德国一无所知，他不懂得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伟大，也不懂得是什么使生活值得一过，除了瓶子，那该死的瓶子——他什么也不懂。”诸如此类的话灌满了我的耳朵，我很愿意忘了它，而不是和英国公众一起再温习一遍。我只会在谈到无可理喻的事情时才使用这种粗野无礼的表达方式。
前天，《每日新闻》报发表了格德温·史密斯先生那封极具说服力的信，声称赞同与普鲁士联盟。我无比激动地带上它跑去见我的朋友。“我终于找到了，”我叫道，“一样可以让你高兴的东西；我们一个最好的作家，在我们一份最好的报纸上发表声明，赞成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国。那么我们就可以和它联合起来制约法国。无论在哪儿，我都能听到人们赞赏这封信，说同意他的观点。”一丝冷笑，就像亚历山大·冯·哈姆勃特凝视前任普鲁土国王的教会女执事们时惯常所有的冷笑，浮上这位柏林人的严厉的面容。“天哪，”他说，“这是普鲁士撞针枪创造的奇迹。仅仅一年以前，你们还和法国一起威胁普鲁士，并且向那个你们所谓的伟大的、洞察秋毫的统治者——法国皇帝建议，把莱茵省从我们手中夺走；从上次在这份报纸上见到浑身时髦、英国绅士做派的他到现在还不满六个星期，‘一个欧洲的仲裁者。’在伤害你们的同时，他什么也没做；他竭尽全力跟你们处好关系。当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显得多么迷人！噢，你说你们中意的那份声明是谁写的？”“路德温·史密斯先生，”我回答。“我知道他，”他说，“是个好作家，可惜太盲信。”“不，不，”我说，“他是个天才，而且很有德行。”
柏林人一声不吭地拿起报纸读这封信。“他应该在纳尔逊手下作事，”读完之后他说，“他痛恨法国人，似乎他们作了什么孽。不管怎样，像法国这样在世界上占有优势，（由于你们的愚蠢，这优势正在增加，）足以使人们——除了法国人，感到无法忍受；让这个世界除了有一个伟大的法兰西之外还有一个伟大的德意志，这是件好事。如果你们合作的话，再有一个伟大的英格兰也不错。但是请问德意志和英格兰联合起来反对法兰西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要使真实的英格兰和真实的德意志取得一致的基础是什么？“你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说，“所以我可以简单地回答你。你被英国吸引是由于她的自由主义，你远离法国国王是由于他的专制。”“自由和专制！”普鲁土人大叫，“让我们甩掉这些形式和字眼。现在把人民团结起来或分散开来的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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