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艺术资料辑珍丛书。

第一章 政治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第一节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
(一)当代新儒学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未能开出新外王
(二)当代新儒学未能开出新外王的严重后果
(三)当代新儒学未能开出新外王的原因
(四)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是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
(五)结语：政治儒学的时代使命
第二节 当代新儒学在“外王”问题上的缺失
(一)当代新儒学的外王观
(二)当代新儒学外王观存在的问题
(三)现代儒学开新外王所欲凭借的传统思想资源
(四)结语：正确认识儒学传统与西方民主
第三节 王阳明与牟宗三良知学说之比较及“新外王”评议
(一)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
(二)王阳明良知学说与牟宗三良知学说之同异
(三)牟宗三良知学说之定位及“新外王”评议
(四)结语：良知只可呈现而不可坎陷第二章 政治儒学与中国儒学传统
第一节 政治儒学的渊源、特征及与西学的关系
(一)儒学两大传统的消长
(二)政治儒学是孔子创立的儒学传统
(三)政治儒学的基本特征
(四)政治儒学与政治化的儒学
(五)政治儒学与西方学术的关系
(六)结语：政治儒学的历史使命是创造中国式的政治制度
第二节 政治儒学中的责任伦理资源
(一)韦伯与责任伦理
(二)生命儒学与政治儒学
(三)政治儒学传统中的责任伦理资源
(四)结语：正确理解责任伦理的性质与两大儒学传统
第三节 重建“以制说经”的政治儒学传统
(一)复兴经学与“以制说经”的政治解经学系统
(二)“以制说经”的政治解经学以今文“家法”建构制度创造历史
(三)“以制说经”的政治儒学传统举例
(四)重建政治儒学“以制说经”传统之学术意义与时代价值
第四节 儒教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观
(一)儒教的政治观——王道政治的外王理想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三重基础
(二)儒教的法律观——无讼去刑的法律理想与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
(三)儒教的婚姻观——本天继后的嫁娶观、男女有别的婚义观与正夫妇之始的政教观
(四)儒教的群己观——尽其在我的人伦观与互为义务的名分观
(五)儒教的教化观——六艺之教的王化观与人格之教的德化观
(六)儒教的历史观——自作天命的未济观、世乱文治的三世观与文质再复的变易观第三章 政治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
第一节 超越西方民主回归儒家本源
第二节 儒家文化：建构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深厚资源
第三节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智慧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
第四节 从中国儒家立场对“全球伦理”的几点看法第四章 政治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及东亚政治文明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第二节 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文明的回归与重建第五章 政治儒学与中国民族主义
第一节 中国无根的民族主义之缺失及其对治之道
第二节 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
第三节 评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观
第四节 《春秋》书法下的戊戌变法出版后记

第四十四章 罗马尼亚的灾难

我们已经知道，1916年初处于孤立地位的罗马尼亚，多么容易受威逼利诱加入日耳曼强国阵营。我们已经看到法金汉如何把矛头转向西方对准法国，并让奥地利将矛头指向意大利，从而减轻罗马尼亚受到的敌对压力，因而它可再保持6个月骑墙的观望态度。现在一系列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法金汉愚蠢地策划的两起重大灾难，8月底，第二起灾难落到了中欧帝国头上，即罗马尼亚对其宣战。尽管勃鲁西洛夫6月初的胜利使罗对其宣战的危险步步逼近，德国为阻止危险的发生采取了重大的预防措施，但实际宣战比德国政府预料的还要快得多，这一点令德国舆论为之震惊。一场表示愤怒与憎恶的自发运动席卷德意志帝国；德国的地位在此关键时刻，的确比最终崩溃前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危急。凡尔登战役仍在大量消耗德国的资源，那里即将发生最严重的精神上的失败。索姆河之战正处于高潮，英军并未因遭受的损失而止步，继续将新的部队投入战斗，而且间隔不久就发动可怕的攻击。德军在西线受到的压力非常沉重；凡尔登之战的失败感和在索姆河慢慢被优势兵力压倒和消耗殆尽的感觉，影响了军队的土气。物资的消耗和战斗中的损失使德军的储备捉襟见肘。前线吃紧，严冬御寒物短缺，德军要在此情况下挨过许多星期的危机和应付捉摸不定的局面。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失败令人注目，东方的整个南部战线变幻莫测。俄军似潮水般滚滚向前，势不可挡。20多万捷克军争先恐后地投降敌人，并作为独立的兵团编入俄军。意大利向伊松住河的反攻正在开展。奥匈帝国的全部抵抗力量渐渐分崩离析。此时，一支勇敢和训练有素的500000罗马尼亚新军投向了天平的另一端，在日耳曼国家最薄弱和最易受伤害的战区参战。至关重要的罗马尼亚谷仓和油田丧失了，连匈牙利大平原本身也岌岌可危。长期封锁的压力大伤德国民众的元气，多方面牵制并恶化了战争物资的生产。
在此暗淡绝望之时，理解德国民众情绪的皇帝求助于战争的两个伟大军人，他们以寡不敌众的兵力长期阻止了东方敌人的推进，在他们的眉宇间仍闪烁着坦嫩伯格胜利的光彩。8月28日，即罗马尼亚宣战的第二天，法金汉接到皇帝军事会议主席冯·林克伯爵的通知说，皇帝陛下已决定召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法金汉理解这是罢免他的暗示，于是马上辞职；当晚，兴登堡任参谋长，鲁登道夫任副参谋长并享有同等权力，二人共同执掌同盟国战时最高指挥权。
此二人之间关系如何？兴登堡将他们的关系描述为美满的婚姻。“在这样的关系中，”他写道，“第三者怎能清楚地分清我们两人的功过呢？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同出一辙，往往一个人说的就表达了另一个人的愿望和感受。当我了解鲁登道夫将军的价值之后，而且是很快了解的，我就了解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快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力量，充分发挥其近乎超人的工作能力和不倦地贯彻参谋长的决定，如果有必要便为他扫清道路，扫清我们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目标所指向的道路。……我们的军事政治信念的一致性构成了我们关于正确利用国家资源的共同观点的基础。意见的分歧不难调和，任何一方都不曾产生被迫服从的感觉而妨碍我们的关系。”
这位年事已高的陆军元帅，因爱国主义和没有妒忌的性格而始终精神振奋，他已年迈，他军旅生涯黄金时代已过去，由于战争发生的巨变，他甘心情愿地将创议、准备和执行等机会几乎完全交给性格暴烈的同僚，他自己则对完全同意的最重大决定，凭借位高权重清除执行道路上的障碍和反对意见。他们在整个大战期间表现了绝对的团结。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看事实，那末毫无疑问的是，鲁登道夫支配一切，而兴登堡主要是被挑选出来使他能支配一切。重大决定是在鲁登道夫的脑子里作出的。经过兴登堡有能力的手，调动与控制整个德国军队以及军队以外诸多事务。鲁登道夫就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主人。这位军事神父，他完全是德国的控制与驱动力量，不但在整个大战的52个月期间，而且很大程度上在战前和造成战争的形势中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参谋部的成员由职业的志同道合和信奉共同信条这种最紧密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和陆军其他部分的关系有如鼎盛时期的耶稣会教士与罗马教会的关系。他们派在每位指挥官身边的代表和在总部的代表，说的是参谋部的语言和维护对参谋部的信赖关系。担任德国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的将军们，连兴登堡本人在内，被这一伙人几乎难以置信地视为傀儡，往往仅此而已。参谋官安排一切，而对将军们的权威、意见或希望不屑一顾。参谋部指挥战事、制定决策并将这些决策通知下属机构。鲁登道夫俨然是一位无可争议的主人；在他与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多次谈话中，从来不提兴登堡的名字来支持一个决定或证明决定的正确。
不过这丝毫无损于兴登堡的名望，他宽宏大量地顺从进程，他肯定这样的进程是符合皇帝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但是有必要指出，凡是可以相信的那便是真的。

蒋庆，1953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出生金筑，祖籍沛丰。
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翻译作品有《自由与传统》、《基督的人生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