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仅试图勾勒出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留学浪潮的历史背景、人数规模和政策变迁，而且，更主要的是想记录下一个个中国留学生不同的经历和真实的感受，希望能以此反映出文化环境和社会体制的急速转换对一代中国青年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

第一章 历史的断续
东交民巷西头，有两扇狭窄却神秘的小门。当年北京市公安局签证科如今成了“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入境管理处”。
普雷斯访华内幕。中美互派留学生的谈判充满了戏剧性。邓小平说：“派人出国也是一项具体措施”。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赵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百的留学史上风风雨雨：幼童留美计划夭折，庚款留学生派遣中断，抗日战争对留学事业的冲击。
朝鲜战争爆发也留美学生的回归。中苏决裂，中国走向隔绝。近三十年后，邓小平再一次打开国门。
第二章 出国留学之路
最早出国的留学生都是被“挑选”出来的。将社会和人心真正搅动起来的是自费留学的开放。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开口。“托福”考试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
探索“新大陆”。入学申请中的技巧。争取奖学金的捷径。为经济担保而寻找“海外关系”。
出国难在单位是不是放你。跟单位领导“磨”出国，需要“谈话艺术”。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去。
“每天都有梦想在美国大使馆的门前破碎”。有人将80年代“出国热”形容为“胜利大逃亡”。
有多少人出国留学了？什么人出国留学了？——一项留学人员的背景调查。
政治风云的变幻与留学政策的宽严。几任中国领导人都表示，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变。
一样的别离，不一样的心情：“那是我最得意的时刻。”“我知道那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拥抱了。”“在机场，我忍不住骂了起来。”
第三章 海外的震撼
第四章 几代风流
第五章 月亮的另一面
第六章 离合聚散
第七章 中国情结
第八章 归留之间
后记

出国之难，对许多中国青年来说，不在海外大学的入学录取，不在公安机关的护照办理，而难在单位是不是同意放你。

中国，作为国家，上有国，下有家，而这家国之间，承上启下的枢纽是单位。家，可出可毁；国，可爱可骂；唯独这单位万万不可得罪。在中国，单位一直具有“全能”的社会功能：管生老病死，管吃喝拉撒，管发工资，管分房子，并兼管节日购物、幼儿入托……除此之外，它还管着每个人的“关系”——档案袋。尽管谁也不知道自己档案袋里装了点什么，但要是档案袋没处放，就好像灵魂没着落似的，常常可以弄得人惶惶不可终日。

即使拿到海外大学的录取通知，办好经济担保证明，在单位介绍信开出之前，没人敢担保就一定能跨进公安局签证科办理护照。这单位介绍信能否顺利开出，常常取决于某个单位领导的开明程度和人事科或人事处具体办事人员某时某刻的心情好坏。

中文是一种很具弹性的语言，用这种弹性语言写成的各种条文则更具弹性了。而且，政策总是掌握在领导和办事人员手里，常秘不示人，所以，具体执行起来，可以灵活掌握的地方总是有的。如果领导上不想让你走或人事干部有意刁难，大者可说国家人才不能外流，小者可讲单位缺你不行；当然，有时是无须什么理由的，就是不放你。

跟领导“磨”出国，需要有“谈话艺术”…

有人说得“诚恳”：“您瞧，我没入党问题，没住房问题，没职称问题，也还没有计划生育问题，就这么一个出国问题，您就帮我解决解决吧。”

有人说得轻松：“您当我被判了十年刑，算是海外执行。”

也有人说得粗俗：“头儿，您就当我是一个屁，放出去算了。”

跟人事部门的同志打交道时，则需要格外的谦虚。我相信，所有为开介绍信而走进入事部门的人，无论在外面多狂，进门时也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满脸堆笑。如果只堆堆笑，自然还好，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仅仅是“精神文明”恐怕是不够的，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物质文明”。一个在俄亥俄州读书的40多岁的老留学生，读完博士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死活不愿意回国。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出国时，为办各种手续，他到处烧香磕头，当够了孙子。他说：“我可不想再回去受那个气了。”

除了领导和人事部门的同志之外，单位的同事们有时也会是一个问题。在出国一事上，同事们好奇的关心往往过于温暖。你刚刚动念头想出国，就会有人问你：“什么时候走呀？”你还没有拿到护照，又会有人问你：“还回不回来呵？”再过两三天碰到你时，就会惊呼：“呀！你怎么还没走呐?!”我的一个自己并不想出国的同事曾告诫我说，出国之事，不可张扬，拿到护照前，要矢口否认：“没那么回事”；明天就要上飞机了，今天也要说：“还走不了呐。”即使将来到了国外，往国内打电话时，还要坚持说：“我还没走呐！”说起来，同事虽然没有卡你或放你的权力，但在政治敏感期，一份小报告，也足以毁掉一个人出国留学的梦想。

海外留学生心中所留下的“祖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各自在单位里的境遇。人们毕竟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观点和想法的形成往往基于个人经验。

就好像华侨越老越爱国似的，留学生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越长，爱国之情就会越深——只是这种爱国之情极易受挫，特别是想起当年在国内单位里所受到的“待遇”或现在因某些事不得不与原单位再次打交道之时。

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家、国、单位，三位一体，其中，全能性的单位是维护全能型社会的主要基础，而单位和个人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隶属关系。个人能享受到多少个人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什么单位和有个什么样的领导。政治压力经单位可有限化解或无限加强；个人自由经单位也可小小扩展或大大缩减。因此，在中国的所谓“政治迫害”，最后往往是“单位迫害”或单位领导的“个人迫害”。当年“反右”如此，“文革”中也如此。

我常想，中国日后政治不改革则已，如要改，大概首先要从单位“全能性”体制的废除人手。

80年代后期，国家教委开始推行“协议书”制度——要求自费公派留学人员与所属单位就出国留学一事上双方所承担的义务签订一份“协议书”，以“法律合同”的方式来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在这种主要用意是促使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归原单位的“协议书”中，仍可以看出那种单位和个人之间隶属关系的影子。申请出国者如同浮士德一样，以日后的自由换取一时的机会，而单位则以国家利益为名来维持对个人人身的控制。

在中国，人们向来不大看重“法律”这东西，更何况一纸“协议书”呢。只是“协议书”不仅涉及个人与单位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还涉及双方的经济利益。政治经济搅在一起，有时，是是非非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当年报载，上海某单位就曾据“协议书”向留学末归人员追索经济赔偿，一直闹到法庭，最后谁胜谁负，未见下文。我听到的另一个故事是，某大学一个自费公派留学生滞留不归，学校便根据所签的“协议书”找其父追索“培养费”。其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老知识分子，但遇此利益攸关之际，也顾不得斯文，拍桌吼道：“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学校当局一见这阵势，深知不妙，立即退兵。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有人曾形象地将80年代“出国热”形容为“胜利大逃亡”——中国人出于各种实实在在的失望，渴望逃离这片土地。但人们也很快发现，世界上真正可以逃往的地方并不多。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身为中国人，却想逃离中国。也许多少年之后，当我们走遍了世界，才会再一次意识到：对每一个中国人和整个民族来说，最为宝贵的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脚下这块祖先留下来的——无论是充满贫穷还是满目疮痍的——土地。

钱宁,祖籍上海嘉定,生于南京,长于北京.1979年入人民大学,读文学专业,1986年进入人民日报,当文化记者。八十年代末留学美国,在密歇根大学作新闻研究员,后留校任教。1995年5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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