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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慕——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慕——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罗梅君(德)    

7532821757

山东教育出版社 / 0000-00-00

精装 / 32开 / 439页 / 0字

¥20.30

 (1家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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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译者前言

著者中译本前言

原著致谢辞

1 引言

1.1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1.2史料和研究状况

1.3方法上的思考

2 历史学家小传

2.1吕振羽

2.2翦伯赞

2.3侯外庐

2.4范文澜

2.5胡绳

2.6何干之

3 192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的政治和意识

形态前提

3.1在西方影响下意识形态的重新定向

3.2马克思主义的引进

3.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发韧

4 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的讨论与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的奠基

4.1 1927年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瓦解后的政治—意

识形态形势

4.2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阶级分析的尝试

4.3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确定历史方位的尝



4.4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影响

5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

5.1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中政治—意识形态

的发展

5.2历史学家对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政策的认识

5.2.1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性质

5.2.2对三民主义的解说——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

纲领和政策的讨论

5.2.3社会载体和领导权

5.24把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置于世界政治的发展

之中

5.2.5动员民众

5.3历史学家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识

5.3.1侯外庐“革命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

5.3.2胡绳“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民主道路”

54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科学的影响

6掌握“历史的合法则性”和继承“历史遗产”——

1949年以前主要历史学家著作中政治与科学关

系上的两个基本点

6.1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中国的特殊发

展纳入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之中

6.1.1吕振羽

6.1.2翦伯赞

6.1.3何干之

6.14侯外庐

6.1.5范文澜

6.1.6胡绳

6.2把历史当作历史遗产来继承

6.2.1民族遗产的概念和评价

6.2.2外国遗产的概念和评价

6.2.3继承历史遗产的实际行动和受到偏爱的对象

6.2.3.1中国的启蒙和启蒙运动

6.2.3.2近代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6.2.3.3封建社会中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

7结语

注释

文献及其缩写目录

30和40年代的期刊目录

英文提要

"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慕——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的书摘……

根据《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30年代初吕振羽曾在

日本明治大学留过学〔10〕。按照他本人的陈述,他从1929

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史了〔11〕。1930年,吕在一篇发表在

一份日文杂志上的文章中阐述了他关于分期问题的观

点〔12〕,这些观点后来在他计划写作的社会史头两册

(1934年和1935年,分别涉及原始社会时期〔13〕和殷周奴

隶制时代〔14〕)中,通过广泛的史料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

挥和论证。吕写作这些著作的目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立

场出发,在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框架内,说明“中国社会

的发展过程”〔15〕。他自称是李达的“学生”〔16〕,而不像侯外

庐那样自称是郭沫若的学生〔17〕;当时,郭沫若在接近中

共的学术圈内,以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个领域里

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吕振羽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得出了

与郭沫若完全不同的结论,尽管依据同样的史料。同时,

吕还发表了一部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他从“各派

思想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18〕出发,重新评价了直至19

世纪的政治思想发展史。后来,他把这些著作统统编排到

“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19〕行列,而后者曾是抗日战

争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吕起初并没有参加关

于这场文化运动的自我认识和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

问题的讨论。他只是从事着实际政治工作。1935——1937

年间,吕作为中共北方局的代表参加了与国民党就民族

统一战线问题举行的南京谈判;1936年3月正式加入中

国共产党。南京谈判结束后,吕接受中共的派遣,于1937

年来到湖南,创建了“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等组织,还

在塘田建立了一所党校——战时讲学院〔20〕,并在此讲授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21〕。后来,他又到中共华中

局高级党校任教,他在教学时,编写了中国革命史讲授提

纲,探讨了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并同毛泽东一样把五四运

动评价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

点〔22〕。此外,他还讲授了社会经济史等课程〔23〕。

1939年夏天,吕被“调往”〔24〕重庆。他“在周恩来和南

方局的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也在自上海迁来的

复旦大学担任讲师,继续研究历史和理论问题〔25〕。吕重

新提出了那些早在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中就得到激

烈争论的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在中国的存在和

分期问题〔26〕。他也深入探讨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创立

新文化和在这种新文化范围内的自我认识以及新的历史

学方法问题〔27〕。在此,他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历史

学家的历史观〔28〕。在论述文化运动和由此而产生的马克

思主义的应用问题时,吕认真研究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

义论》中所提出的要求并在若干地方发表了不同意

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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