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列宁遗嘱”这一重要的历史悬案，作者在史实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同时，书中对 1922至1923年俄共（布）中央的权力斗争内幕，进行了披露。本书对我国有关领导和研究部门了解当时这段历史的真相，颇有参考价值。

序

引

第一章 篡改

第二章 突破封锁

第三章 最后的尝试

第四章 开创先例

第五章 故伎重演

第六章 马克斯·伊斯曼“事件”

第七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7月联合全会

第八章 反对派在斗争

第九章 马克斯·伊斯曼的胜利

汪释

附录

篡改列宁政治“遗嘱”的秘密产生于列宁开始口授自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日子里。在随后的年代里，直至前不久，一直有种说法，即列宁在1922年12月最后几天口授的内容后来被歪曲了，但是却没有能用文件证实这一点的直接事例。最终这种事例还是出现了。它们说明，斯大林在从列宁秘书处得到列宁口授内容的文本后有机会对其加以编辑。借助于文件的原件就可以证明其中的一次。下面的陈述目的不仅仅是确认篡改载入史册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份文件的事实，而且还要查明导致这种做法的原因。



1970年，一页手稿从苏共中央总务部转到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该手稿是列宁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起始部分的笔录。这份文件的珍贵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众所周知，《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是根据打字稿发表的。而这里谈论的这份文件是手写稿，它是由阿利卢耶娃亲手记下来的。可见，目前这是列宁秘书处工作人员亲笔记下来的、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内容的唯一手稿原件。



决定文件手稿珍贵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内容与《列宁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文件不同。



不同点有两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打字稿是这样的：



给代表大会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请注意打字稿的第四段。这一段说：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在手写稿中没有加引号部分的话。这是同一份文件手写稿与打字稿之间的第一个不同点。当然，有还是没有上面引号部分的话会大大改变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对比一下第五段的打字稿与手写稿，那么句子意思的改变就更大了。



我们看到，打字稿第五段是这样的：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手写稿中，最后一句的结尾是：“……对党的所有‘评判人’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用了“前途”（在打字稿中不带引号）一词的句子虽然严整，但却是被篡改过的。这句话是按照“遗嘱”的特性加以编辑处理的。用了“评判人”一词的手写稿（这个词在稿中加了引号，这并非偶然）则符合公文的特性和风格。



列宁到底称哪些人为“评判人”呢？列宁1922年12月2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如下内容对此作了回答。该部分内容是从这一段开始的：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自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在这段文字中（它在意思上和形式上都与上一段紧密相联），列宁把“评判人”具体地点了出来——奥登堡。在这个名字的后面是寄希望于在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复仇的政治侨民的代表人物。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前途”一词），文章的表述风格是转文（要让我说，这是斯大林风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典型的政论风格、列宁的风格。



面对新出现的情况，列宁决定将自己的口授记录全部作为密件。这样就出现了对政治局委员和皮达可夫的评价，这些评价后来作为列宁的“遗嘱”载入史册。除了个人鉴定的各种作用外，在这里还有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列宁分析和评价了当时政治局内的各种力量对比情况。



1922年12月23日至31日，列宁继续坚忍不拔地起草党中央提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括的那些秘密文件时，他认为这些文件与自己准备发表的几篇文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材料加在一起应该构成他的政治报告的内容。



显然，斯大林也清楚这一点。为以防万一，在充分了解列宁的健康状况、情绪和举动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导致斯大林篡改列宁文件的情况。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对此起了推动作用。



总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91年4月以前公布的文件及研究人员加的文件注释未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是否看到过列宁“遗嘱”？



不过，一批新文件在1992年4月为大众所知。如果将其中的一个信息与以前公布的信息加以比较，那么在我们看来，它可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斯大林在1922年12月看了列宁的“遗嘱”后，向托洛茨基隐瞒了“遗嘱”。同时他歪曲了列宁的第一份口授记录，也就是说，他进行了篡改。

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布拉诺夫是历史学博士，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经济史和政治史专家。曾在大学任教（教授1861－1917年人文史），并任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前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学术部主任。他有多部专著在美国（1993年）、德国（1994年）、波兰（1995年）、俄罗斯（1983年、1997年）出版。目前他正准备发表一部关于20世纪初俄罗斯政治史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