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是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群体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

千年一遇之变局

一、“男女有别”：农耕文明的遗产

1.牛郎织女和桃花源

2.家长、女眷

3.卑贱的一半

4.无言的对话

5.柔弱为美

二、西湖惊岸：福音与礼物

1.福音网络与女性

2.最初的女学校和女学生

3.告别校园后的选择

三、上海滩的女人

1.织女改行

2.海上花开

3.不甘寂寞的娇藏者

四、挑战者的风采：自办女学

1.“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2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2.新瓶装旧酒

3.春潮挡不住

4.塑造“国民之母”

5.超贤妻良母主义登场

五、俗易风移：民初女性妆饰

1.海式包装：由从众而异众

2.故都：洋装渐起

3.西部的呼应：细波微澜

4.废缠足——脚的解放

厚土与金边：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

六、生死场：农妇的命运

1.南北差别比较：定县与江村

2.劳动分工局部调整中的农村女性

3.婚俗：被出卖的一生

4.妆饰：盘髻裹足

七、失乐园：小城故事

1.女学生与“琉璃瓦”

2.家的囚徒

3.妓业种种

八、都市风景线：女性的就业拓展与消费介入

1.学做生意的女人

2.女工的天地

3.女性的闲暇与消费

女国民

九、女权：从客体到主体

1.婚制中的女当事人

2.夫妻之间

3.二等国民

十、发现自我

1.从无我到有我

2.营筑爱巢

3.求学和求职

4.以事业为人生前提

十一、女性社会形象的重塑

1.大幕从舞台徐徐拉开

2.文人笔下的“她”

3.从都市仕女到摩登女郎

十二、叩开心扉

1.性别禁忌：女性的紧箍咒

2.女界必读：清末民初的女子尺犊

3.“娜拉”的困惑

十三、妇运与政潮

1.女界先觉——秋瑾的足迹

2.从辛亥到“五四”：东京——北京

3.大革命时期：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

4.赣南的推进

5.血的奠基：长征与女战士

结束语：从女人到人

后记

近代女作家张爱玲在小说《琉璃瓦》中曾提到一个家住都市的多产母亲姚太太。她连生七个女儿，姚先生虽也有些遗憾，但决无自卑感。亲友们根据“弄璋弄瓦”的典故，和姚先生打趣，唤他太太为“瓦窑”时，“姚先生并不以为忤，只微微一笑道：‘我们的瓦，是美丽的瓦，不能跟寻常的瓦一概而论。我们的是琉璃瓦，’”。原来他的几个女儿都是经过“洋学堂”调教的女学生。这则小插曲极富时代意义，它暗示近代的女学生在世人眼里是属令人刮目相看的一个群体。



如果说1920—30年代中国的女学生在广大农村依然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在都市之外的故都、省城、府城、县城以及一些经济相对繁荣的市镇，女学堂可算是城市基本的文化设施之一，女学生已并不罕见。如同一种时髦的点缀，女学校象征着城市的文明演进与时代潮流的同趋。民国时期，中小城市的女子教育大体可归纳为两个特点。



（1）女校的办学层次普遍偏低，数量也很有限。女学生的教育程度一般限于中等或初等教育。在故都北京，据1919年教育部调查，女校88所（京师及京兆区域），女学生约4200人，其中京城内女生不超过3000人（本地女学生少，客籍寄居者多），而同期有男生约7.7万人。山东省城济南，女学堂的办学规模包括女师、女中、女子职业学校各1所，女子高小2所。保定地区每县至多有1所女子高小，乡村女子小学则百村难得有一。浙江义乌仅1所女子小学，女生人数少，出勤率低。在广东省，新会的女校较多，也有男女同校，女孩有到邻县、省城求学者；梅县的中等人家女孩到7、8岁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女校从高小到女师，各有数百人，但求学期间兼习家事、农活，辍学现象多，一般高小毕业即不再升学。广东松口虽有1所女校，但各科教学程度低，毕业后无法直接考中学。女校在当地不受重视，求学女性须赴广州、汕头就读。山东菏泽有4—5所小学及省立女师，教材大半是经学，内容陈旧，每周有4小时用以背诵默写。在河南安阳，自民国以来仅开设了1所女子小学，后虽有女子初级师范，但学生少，经费缺。女学生见人低头，未语脸红，知识浅薄，连丈夫来信还要他人代读。“要在安阳的邮政信箱中找到一封女人写的缠绵清楚的情书，固然很难，就是找一封很普通的报告平安的家信恐怕也很不容易，即使有，也是他人代笔。”湘西沅陵民初10多年仅设1所女子两等小学，学生数10人，年龄在7—8岁到15—16岁之间。贵州黔阳有女子高小2所，女子初小5—6所，但求学者寥寥。福建建瓯有2所女校，一为女子国民学校（另一为教会办的培英女校）。1930年代初之前，在册学生30—40人，但平时到校不满一半，建校10年，毕业10人，无一外出升学。在怀远，只有1所女子初级小学，设于烈女词，教室3间，神主仍供在里面。另有教会的启慧女中，学生约200人。女校教学层次之低，可见一斑。古城扬州的第八中学有意添设女子部，但生源不足。一连4、5年仍未开班；第五师范实行初中兼收女生的最初两年中，每年只有1名女生，第三年仍只是数名，很不景气。



设有女子中等学校的城市也往往数量少，专业单一，不利于女性职业拓展。如江苏省徐州女中定向招收原府属8县的女生；昆山的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中、商校、农校、师范均不招女生，另有一所女中，几所私立女校。县立学校有学生6000名，女生约2000名，却几乎没有高小生。烟台的女中学生约300人，当地有4所教会女中，省立烟台中学有女生40—50人，占在校生1／10。近代中国女校设立初期，为女性开启接受学校教育的大门，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但从长远发展看，专设女校不利于女子成材，也不利于繁荣教育。民国时期的女校之设，对改善女子在资源占有中的不利地位，既是优惠，更是限制。在地方经济发展缓慢时，社会对教育的投资必然是重男轻女。于是，女校之存在只能是时髦的点缀而已。



（2）女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十分狭窄。女学生是时髦“女结婚员”的别称。城里的女学生一般出自中等人家，或是家庭的独生女，个人消费水平略高于同龄男生。这种家庭地位和消费能力使女学生在当地女性中颇有鹤立鸡群之势，受人仰慕，成为衡量女性身份的一种标尺。培养女学生，则成为显示家庭经济实力，提高嫁女价位的途径。对女学生来说，求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知谋职，而是待嫁前的镀金，通过女学堂的包装，足以高价待沽。在烟台，以送女儿读几年书为时髦的风气，对一般家庭的消费选择产生一定的诱导。媒婆提亲时，一句“新娘子是洋学堂里读过洋书的”，就能使女家的要价上扬。黔阳的女学生也将“读书当做一种时髦的装饰”。



为适应婚嫁市场的需要，女学堂成了修炼地，管束特严。山东菏泽省立女师的女生出入校门必有女仆跟随，女生“不能上街买物，如犯此例，必遭校长训斥，所以外县的学生，甚至有一学期不出校门的”。女学生的求学期也大受限制：在浙江绍兴，大家闺秀上学至多在6—12岁，稍大，就学女红、刺绣，不再念书。余姚、上虞的女学生一般以读完初小，能读信即辍学，能上中学者极少。风气渐开对兴办女校是一种有利条件，但女校未能导向求知谋业，却阴差阳错地成为女性婚前的时髦包装工场。这反映即使是在充当近代中国文明转轨先行区的城市，对女性资源的利用仍带有较重的传统色彩，与都市相比有明显差距。



女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选择仍以嫁人为“正途”。在近代中国，小学教员之于大多数女学生，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企望更为贴切。菏泽的女学生毕业后能升学者属凤毛麟角，唯一的职业是小学教员，但僧多粥少，大半在家赋闲。广东韶关女生以出自教会女校者居多，但毕业后即在家待嫁。扬州女学生的理想职业是教员，但男师范生谋职尚且不易，逞论女师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