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诱惑》、《话说》、《反思》、《剥离》四个部分，涉及到文革等问题以及构成此类问题意识的话语方式并由此涉及到对时代的普遍性心态的独特感受。

诱惑

知的执著与思的迷惘

关于哲学如何达到可理解性的自由

越来越轻省的回忆

岩石在说什么？——随感二则

人读书与书读人

为什么来海南？

真相与诱惑——一篇读书笔记

话说

我们怎样表达？

关于上帝的对话

叙事的结构与意义

主体的纯粹形式与文化人类学

哲学与现代人处境

社会现象在意识中的被动发生问题

作为一个释义学话题的“回到事情本身”

反思

A为何恐惧？——也谈《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人如何与现实和解

口语语境的可推理性原则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鬼影幢幢的文化氛围——我看《施洗的河》

意淫与禅让：说法与做法

吹尽狂沙始到金

“有意而为之”中的“意”与“为”

跳出手掌心——王小波的浪漫与幽默

剥离

存在与价值的剥离——文化讨论中的一种态度

“解”后现代之“后”

“世上先有是事”——水浒世界之“是”与“事”

坚持一种微弱而又消极的声音

“文革话语”管窥

再谈“文革话语”

剥离的三重性与三重剥离

“文革”时所有的话语表达都是高度客观化了的：说话的人尽量使用客观化的语言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当然真要做到完全“客观”，也就意味着没有了“个人”，有的只是语录和在无数遍重复中早已客观化了的两分模式：延安——西安、东风——西风、泰山——鸿毛、政治账——经济账、先进——落后、成绩（九个指头）——缺点（一个指头），总之，不是对就是错，不是敌我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香花就是毒草，如此等等。听话的人也尽可能地使话语的语境相对独立，以便使其合乎两分模式的客观标准。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人们心目中的客观？当我们说那个时候的客观现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当我们说今天的客观现实是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时，这两套话语与我们所认定的“客观”有何关系？



胡塞尔认为，意识活动中的客体化行为是奠基性的，所谓客体化行为，指的是能使客体显现出来的意识行为（例如表象）。



按照现象学的观点，所谓客观，是离不开使其能够作为客体显现出来的意识行为的。所以意识的结构（而不是起源）及意向性活动（而不是古典的反映论）才是“客观”之谜。但客观、主观、客体、主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些哲学概念从传入中国后竟从未作为哲学问题讨论过，从我们懂事起，这些本来是有些深奥的词语就在政治教师的引导下只作纯粹自然主义的客观分析，直到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客观”一词除指的是“实事”外，更重要的是指在“实事”间所要求证的“是”，即事物间的内部联系；这“联系”与意识的客体化行为无关，如果有关，也只是个如何“客观反映”的问题。列宁也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于是我们面前便有了两种意义上的“客观”，一是孤立的事实，再是事实间的联系；哪怕如列宁所说的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事实，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是指联系、即规律性或列宁所说的“全部总和”。在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毛泽东曾在“事实”间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内部联系或规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社会主义阵营，九亿人口，那么“可以断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问题不在具体结论，而在这种建立“内部联系”的过程，如果离开了使这种“内部联系”显现客体的意识行为，毛泽东又何能说这种“内部联系”就是“客观”的？



按照胡塞尔的说法，表象及对表象的判断属于意识活动中两种不同的客体化行为，他称之为“称谓性”的与“论题性”的，二者也可理解为“命名”与“陈述”的关系。任何“称谓”（表象、命名）只有在“论题”（判断、陈述）的展开中才能获得规定性，即毛泽东所要求证的“是”。“文革”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改名换姓，有那么多街道餐馆改换名称，就在于每一“称谓”后面都紧跟着一大套推理性展开（如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推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的论题方式。“文革话语”的“凶猛”与“高屋建瓴”就体现在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从真理意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立场）上统一人们的论题方式：只要你想认识真理，就得这样想问题，这样展开论题，这样给表象以规定；二是把这种明明属于意识活动的论题方式归结为客观的必然性或规律性，于是思维与语言在这种必然性面前都无能为力，只有信从一种（也唯有一种）最能反映这种客观规律的论题方式或陈述方式；所以在彻底的可知论（全部总和）后面是以不可知论相威胁：你要不陷人不可知的泥潭，就只能如我这样在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中接近绝对真理。



在《文革笑料集》中，记载着这样一则“笑料”：负责历史考试的老师问一学生：“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学生毫不迟疑地答道：“没有好好学大寨。”这件事表明哪怕在这位学生连起码的历史常识、比如对“巴黎公社”这一“称谓”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已能迅速地对显现在意识中的“客体”（其实也就是公社一词的表象）作出判断，可见那年头全社会（包括各级教育）所着重训练的就是人的论题方式，即与客体化了的表象发生联系的方式，因为只有联系方式（作为一套规定思维活动的方法论原则）才使得称谓行为与陈述行为具有了统一性，亦即真理意志（立场）与真理的客观性（观点）的统一。



联系方式（方法论原则）的形式化、教条化，是支配“文革话语”的外在形态。当人们今天谈到文革的“左”或“形左实右”时，这里的“左”就与论题方式的形式化、教条化有关。“文革话语”越要体现真理的客观性，就越必须使推理方式形式化、模式化；“文革”时的形式主义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忠字舞”的动作到早请示、晚汇报时的“祝愿词”，再到各种行文、印刷规定的不可更改，都是为了取消人的内在生活，而且这种取消是通过使人在表达内在生活时必须在形式上做到高度一致体现出来的。所以这种形式上的要求也就应该理解为一种强化论题性展开的环节或使“文革话语”日渐制度化的“谋略”。正如福科要把对辩证法、谱系学和谋略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并认为这三者在某一特定境况下决定着人们的实践形式一样，我们也应该把“文革话语”理解为一种在话语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形式化要求及作为话语“实践方式”的规则、逻辑、谋略、自明性前提和推理性构成的根据。

陈家琪，男，汉族，籍贯北京市，1947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在西安市读小学、初中、高中、1968年下乡插队，1972年招工到陕西省华县莲花寺古碴厂任教员，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是陈修斋教授和扬祖陶教授。1981年毕业后获哲学硕士学位，应邀到华中理工大学参与筹组哲学研究所，1985年到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工作，并担任《德国哲学》的编委并具体负责英文的校译工作。1982年9月，曾给全国理工科院校哲学教师进修班讲授一学期“西方哲学史”，甚得好评。自1984年起，参与指导马哲史和自然辩证法等专业的研究生，先后讲授过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黑格尔《小逻辑》精读等课程，并为中南政法学院85级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宪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西方文化与西方哲学。在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任教期间单独指导过两届硕士研究生，同时担任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等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和毕业答辩工作。1993年应聘到海南大学给五名与南京大学合招的在职研究生（中国哲学史专业）讲授西方哲学，并从1995年起，先后给海南大学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讲授“现象学与西方当代文学”，在全校开“现象学导论”的选修课，学生反应甚佳。1994年聘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自1988年起，曾翻译、校译论文多篇在《德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动态》上发表，1985年获华中理工大学教学优秀成果奖，参与撰写的由陈修斋先生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1987年先后获得武汉大学和湖北省社科优秀成功二等奖，所著的《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和《人生天地间》1990年分别获湖北大学社科优秀成功三等奖，在1991年的湖北大学学术报告中，所作的“哲学与人的处境”获优秀报告奖，以此为题的一组论文获优秀论文三等奖；与张志扬合著的《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系国家社科“七.五”重点研究课题，1997年获海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所著的《重新评点水浒传》获海南大学1995年度吴乾齐、吴潘彩金科研成果一等奖，1995年获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享有政府特殊津贴。



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西方哲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同时关注于中国当代哲学的走向与重建。现象学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重点研究课题，而“文革语言”与“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则构成切入中国现实的两大立足点，并由此推进到对“问题意识”、“提问方式”和人的“感知能力”的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