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他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学者，特别推崇智力因素在学术活动中的重要性。学术研究在纯粹的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智力游戏的特点是能在简单中看出复杂或者在复杂中看出简单。具有这种素质的人通常特别在意所有事物中的基本法则，并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他们。

冷战·热战·商战
别糊里糊涂做了三反分子
白领文化之功能
乃武升天，斯文扫地
被动吸烟者说
谈社会安全
中国的信任危机
“非典”期间断想
细菌的启示
生命岂能等同消费
反省快乐，批判消费
一个66届八中人的记忆
为贫困生现象进言
高校扩大招生问题断想
对人民大学的几点印象
观北大清华赛艇有感
免试难行
选择校园，阅读城市
……

非典这台大戏演到这会儿，一个话题变得越来越热：非典能不能给我们社会带来一点好东西，比如建立不吐痰的习惯，分餐的习惯，等等。其实非典只是一个契机，能否利用这个契机移风易俗，是对今人素质的考验。具体说，一桩事同一桩事不一样，有些或许可能改良，有些较难，有些则很难。分餐、吐痰、身体距离，好像正是难易程度不等的三个典型。当然容易只是相对而言，说到根本移风易俗都是难事。朋友分餐相对应该比较容易，因为人们越来越珍惜自己的身体，且分餐的习惯有点西洋景，时下是西方的月亮圆啊。身体距离在非典期间有最大的改观。非典一来，人们不由分说就自觉拉开了距离——在公共车上，在商店里，在马路上，比比皆是。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人少了，其实不尽然。在非非典期我也上过比较空荡的公共车，照有人不往空档走，非要与你保持10厘米以内的距离，甚至会接触你。在顾客稀少的银行里，
你在柜台前，有人会坦然走过一米线，看你敲密码，帮你点钱。我觉得非典过后，身体零距离
的行为方式一定复辟。换句话说，三者中，这事最不起眼，改变却可能最难。原因在于：我们
过去没有身体距离的概念是因为漠视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在非典期我们拉开了距离是因为嫌别
人脏怕染上疾病，全然不是尊重别人。当人们不再担心疾病的时候，公共场合就又会趋向“零
距离”。杜绝吐痰的难度应该居中，比分餐难，比适当身体距离易。为什么比后者易

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0年生于北京。1968年7月离校赴北大荒。中学时曾任班长，此乃一生中的最高职务，以后40年中为标准布衣。

主要学术兴趣：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

学术著作：《信任论》、《代价论》、《西方社会学史》；

杂文集：《忘却的纪念》、《游戏人生》、《轿车大论战》（主编）、《走出囚徒困境》、《礼语咒词官腔黑语－语言社会学丛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