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这部《忏悔还是不忏悔》是中国当代第一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以“忏悔”命名的重要读物。“忏悔”是一种道德自觉，灵魂自律，良心发现，更是博大的胸襟、气度和宽广的文化视野与文明的进化，品格柢下、灵魂浑浊、格调庸俗者永远不会“忏悔”。当然，群体的忏悔比个体的忏悔更为重要。试想，一个灵魂过于纯洁者在混沌莫测、光怪陆离的社会中如何生存？现实与理想强烈的反差会冲击每一个人的信念。但是应该说的是，即使所有的人善于拒绝清洗自己的灵魂，也有人勇于清洗自己的灵魂。但愿这部书能打开中国人尘封的心灵，拓展中国人的道德视野，拉开中国人忏悔和反思的序幕。一个不懂得忏悔和反思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前途的。

第一辑 记忆即生命
徐友渔 记忆即生命
徐友渔 人的道义支撑点在哪里？
——对五种不忏悔文学文本的解读
徐友渔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邵建 跪之忏悔、无辜负疚和我是同谋
何家栋 忏悔什么向谁忏悔
刘心武 难以忏悔
墨哲兰 忏悔，我是否准备好了
吴小龙 这个民族需要忏悔
舒展 伪币犯
沙叶新 表态文化
沙叶新 “检讨”文化
单世联 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
陈虹 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第二辑 “围剿“余秋雨
杨瑞春 余秋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
余开伟 余秋雨是否逃避历史事实
雷池月 老余，你可以不忏悔
古远清 究竟是谁对余秋雨进行“政治历史大搜身”？
——评《新民周刊》等媒体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
全仲伟 杨慧霞 王抗美 附录一：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
附录二：《新民周刊》启事
孙光萱 向余秋雨先生请教“规矩”
孙光萱 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
——余秋雨现象的一个核心问题
古远清 “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样的传记？
郑雪来 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
余杰 余秋雨的“法律秀”
何满子 笔名谈屑
拾风 对何满子新作的议论
第三辑 历史的真相
郑实 浩然访谈录
陈徒手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浩然 再谈老舍之死
舒芜 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
林沧海 为为不忘记那段历史
郑溢涛 “哭声也是他的音符”
舒文治 滋润与保养我们的喉咙
朱学勤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第四辑 灵魂的拷问
邵燕样 否定不是抹去
王春瑜 万里长风吹古愁
丁帆 历史的批斗批斗的历史
丁帆 建立“文革学”的必要性
了帆 蹉跎的激情岁月
牧惠 记住，而不是重复
余开伟 历史迷雾中的认知和探求
朱铁志 忏悔与被忏悔的
张韧 忏悔：人性的承诺
王春来 敢于拉出自己灵魂拷问的人
陈凯歌 我是群氓中的一份子
牧惠 良心
刘心武 一件亏心事
孙静轩 毫无意义的纠缠
叶继红 我曾剪了于是之的头
江宏图 抄家
熊华湘 临死之前的忏悔
龚若心 是我害苦了郭鹤龄同志
陈卓 “那个穿红鞋的要饭的老太太是特务！”
冯骥才 “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袁良骏 对不住李先生的一桩往事
黎鸣 中国希望之所在
苍狼 跋

这件事已埋在心底二十多年，今天，我要忏悔我当年的行为。

那是大约1975年，我们全家住在安徽省颖上县一个叫红星的公社，父母都是国家公职人员，我和弟弟都是根正苗红的干部子弟。虽然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过去，但阶级斗争仍很激烈，我依稀记得公社革委会墙上写着几个字：“深挖洞，广积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公社礼堂里经常放映些诸如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之类反特影片，我们公社地处偏僻，全靠这些精神食粮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了。我刚读小学一年级，学校半日制，下午我带弟弟和小伙伴玩。我们这一帮伙伴，都是公社礼堂的忠实观众，所以受阶级斗争思想教育特别深，革命警惕性也特别高。

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带着弟弟和一帮革命小伙伴一块出去玩，突然，在公社对面马路边一个公共厕所旁的小树丛，我发现一形迹可疑的人，一个五十岁出头的老太太，头发卷曲而零乱，白胖，眼睛不大，有些凶，穿了一套破旧的城里人穿的衣服。背着一个鼓鼓的大行李，使身材不高的她更显矮胖和古怪，尤其是她脚上穿了一双我们从来没在当地见过的红皮鞋（其实是红色浅帮雨鞋），那红皮鞋只有电影里的女特务才穿啊。

于是，我跟几个革命伙伴讨论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这个老太太极像特务！我们勇敢地走上前去，问正在找地方坐下休息的老太太，是从哪里来，干什么的！这些部是我们从看电影中学的，哪想到，老太太不理睬我们，这还了得！我们捡起地上树枝指着老太太厉声喝问她，老太太瞪我一眼，叽哩咕噜说一大通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因此更觉得她就像电影里那样的女特务。于是，派了两个伙伴飞速向公社革委会报告，我和其余的小伙伴盯着她。

不一会，公社革委会派民兵来，把穿红皮鞋的老太太押走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很骄傲自己的行动．我们为自己亲自抓到一个女特务而兴奋。

公社革委会主任很重视这件事，革委会认为这个要饭的老太太极可能是化了装的女特务，主任亲自审问老太太，让她承认她是台湾来的女特务，让她说出她的电台在哪里。大奈老太大听不懂革委会主任的审问，她说话革委会一帮人也听不懂。老太太很气愤，她比划着说她是好人是要饭的，革委会一群革命干部看她态度不老实，更认定她就是女特务，命令她把行李卷打开检查，老太大哭着死活不肯，革委会主任只好作罢。

老太太拒不认罪，态度十分蛮横，语言不通，更增加了大家的怀疑和气愤，革委会决定把她暂时关押到公社院里的小草庵里，夜里民兵把守，白天让我们监视，不给她饭吃，让她交出电台。

老太太开始并不理睬我们，每天在小庵子里整理她破破烂烂的行李卷，嘴里念叨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方言。两天过去了，我们没有发现老太太用电台发报，很着急。我怀疑老太太的红雨鞋里有文章，电台会不会在她鞋子里，便和小伙伴命老太太脱掉她的红雨鞋。老太太终于忍不住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的威逼了，一下子坐在地上大哭，还说着什么。我们几个小伙伴第一次看到老太太的可怜样，突然害怕起来，赶忙跑开，再也不敢到她被关的小庵子去了。

后来，我们又有了其他的兴趣和目标，渐渐忘了老太太是女特务这一桩事，只是隐约听大人们讲：老太太不久被公社民兵押送到县里，县里通过审查，排除了老太太是台湾派来的女特务的嫌疑，老太太就是从南方某省来到我们这里要饭的老太太，只是精神有些不正常；县里把老太大放了。至此，一场抓特务审特务的斗争不了了之。

事情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但那个穿红雨鞋的老太太的形象，近年来却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这是我该忏悔的时候了！

当年那位穿红雨鞋要饭的老太太，不知道您今天是否健在？不知道那年对于您关于特务的审问和关押，是否还在您心中留有阴影？假如没有那个夏日午后的我们的愚蠢行动，那该多好！

老人家，请您接受那个特殊年代那个无知少年迟到的仟悔吧！

（原载2001年2月1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