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268份，基本上都是首次发表，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谈及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和函电，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等。这些文件记录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反映了他们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演变过程，同时也暴露了它们试图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变成工农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工农党，并要在国民党各派保持联盟情况下开展土地革命等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现实性。这些文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6年上半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7年初着手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两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四卷。

上册
前言
第一部分：因国民军失败和“三二○事件 而实行的“喘息”政策
1.托洛茨基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1926年1月4日）
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号（特字第1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7日）
3.古比雪夫给叶戈罗夫的信（摘录）（1926年1月13日）
4.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
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特字第2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14日）
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21日）
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特字第3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21日）
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25日）
9.契切林给斯大林的信（1926年1月26日）
10.拉菲斯同胡汉民关于中东铁路冲突问题的谈话记录（1926年1月26日）
1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号（特字第4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28日）
12.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不晚于1926年2月3日）
1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号记录（1926年2月4日）
14.胡汉民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记录（1926年2月8日）
1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摘录）（1926年2月10日）
1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号记录（摘录）（1926年2月11日）
17.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
18.胡汉民就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提要（1926年2月13日）
19.斯大林给联共（布）领导成员的信（1926年2月16日）
20.维经斯基对斯大林提出的问题的答复（1926年2月16日）
21.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
22.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1926年2月17日）
2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号记录（摘录）（1926年2月18日）
2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年2月25日）
25.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6年3月2日）
2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4日）
2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特字第9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4日）
2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4号（特字第10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11日）
2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18日）
30.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
31.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
3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7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25日）
3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7号（特字第12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25日）
34.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
3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1日）
3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1日）
37.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26年4月3日）
3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0号（特字第14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15日）
3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22日）
40.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电报（1926年4月23日）
……
第二部分：北伐初期政治方针的探索
下册

本文件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

空白。本部分提供的文件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根据共产

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制订的总的政治方针对如何解决中国革命

具体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时，对本文件集前一

部分所谈到的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对新政治方针的探索作了总

结。

布哈林在全会全体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②以及斯大林③和布

哈林在全会中国委员会中的发言（第135号文件）为全会在中国

问题上的政治方针确定了基本参数。斯大林还积极参与了对全会

于12月16日所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④的审订。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言以及全会的决议公开宣布了此前就不

言而喻的、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战

略方针。向这条道路上过渡的保证应是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开

展土地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根据这一战略方针还

确定了近期的策略方针。对基本策略的探索是围绕一个主要问题

进行的，这就是如何把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同农民土地革命方

针结合起来。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被认为是走向新的更高阶段的“过渡时

期”，在这一时期，各个资产阶级集团逐渐脱离革命阵营，无产阶

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遂将成为革命的基本动力。根

据这一认识，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策略方针尽管是温和的、“过渡

性的”，但明显带有进攻性质：参加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目的在于

支持国民党的“革命左派”；向各级政府机构“渗透”，是为了推

进土地改革的实施，“立即”满足工农的迫切要求；建立作为农村

政权机构的“农民委员会”；武装农民基层群众和工人；向军队

“渗透”以便逐步占据其中的领导岗位；把国民党变成“真正的人

民政党”。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当时认为实际执行这一既定策略“是异常

困难的”。用布哈林的话说，“难就难在我们不能瓦解”国民政府、

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非常谨慎的政

策”，以便“小心、巧妙、谨慎地”争取“改组”国民党、国民政

府和国民革命军（第135号文件）。实际上，主要的困难在于，共

产国际策划的“改组”，即使共产党人的政策最“巧妙”，也是国

民党所不能接受的。国民党不能也不准备放弃孙逸仙的国民革命

学说而来支持工农革命，正如共产党人不能放弃阶级斗争思想而

来支持阶级和睦一样。他们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是不相容的。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虽然没有保

证，但是是十分现实的。同时也不排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被

认为是革命失败了。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并没有提出任

何政治建议。共产国际的某些活动家（斐迪、拉斯科尔尼科夫）不

排除中国革命走土耳其“凯末尔”式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即国民

党在撇开共产党人和反对共产党人的情况下继续与帝国主义作斗

争。但其他参加中国问题讨论的人认为这一可能性不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