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 姜广辉

——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

孟学诠释史中的一般方法论问题/ 黄俊杰

礼的宗教胎记/ 王启发

古代中国“语言观”的一个侧面/ 林启屏

——以《易·系辞》论“象”为研究基点

郭店楚简引《诗》论《诗》考/ 廖名春

先秦孝道观的发展/ 张践

汉代经学的确立与演变/ 严正

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意义/ 王葆玄

《诗经》在汉代的教化功能/ 张海晏

——齐鲁韩毛四家《诗》学合论

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 林志军

纬书对经书的阐释/ 张广保

正始时期经学的玄学化/ 张文修

孙复与宋代《春秋》学研究/ 浦卫忠

蔡沈的《尚书》学研究/ 吴锐

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 汪学群

惟礼至上与以礼代理/ 陈居渊

——凌廷堪礼学思想析论

龚自珍与晚清经学的嬗变/ 陈其泰

《台湾通史》与儒家的春秋史学/ 陈昭瑛

龚自珍（乾隆五十七年——道光二十一年，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是清代经学思想演变进程中的很关键的人物。一方面，他对公羊学说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在他手里，公羊学说才成为批判专制、倡导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又一方面，他对古文经学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也有创造性的阐释，并且提倡破除旧学术中盛行的壁垒森严、势若水火的门户之见。因而在他身上，标志着自东汉以来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将被今文经学所取代，以往消沉达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行将在晚清风靡于世，而且还标志着清代学术中汉学、宋学两个营垒由原先的尖锐对立到逐步走向互相调和。



一、考察公羊学说在龚自珍手里产生质的飞跃的深层原因



按照清代今文经学传授的统绪，龚自珍与刘逢禄是师生关系，前后薪火相传。然则很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的公羊学观点并非完全得之于刘逢禄。实际情况是，刘逢禄与龚自珍，既有传授的关系，龚的观点又有自己业已形成的创造性，质言之，他的经学道路与一般经师格守师承传授不同。正是由于这一深层原因，公羊学到龚自珍手里才产生质的飞跃。



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是庄存与。而到了刘逢禄，公羊学才得“复兴”。刘逢禄一再强调公羊学的绪脉是《公羊传》——董仲舒——何休，这跟孔广森抛弃公羊学说，自立“三科九旨”、混淆公羊家法恰成对照。刘逢禄又著成《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谷梁废疾申何》、《箴膏肓评》、《左氏春秋考证》、《论语述何》等书，俨然成为清代公羊学的系列著作。刘逢禄重新彰扬公羊学说的核心——“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诸大义。特别是《春秋公羊何氏释例》一书，将何体的注文作深入的开掘、系统的整理，总结成三十例，即有关公羊学三十个方面的问题，显示出公羊学说乃是有义理、有丰富例证、自成体系和义法的学说。堪称是为清代公羊学说“大张其军”。他已意识到时代在变，治法也应该变，“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穷则必变”。甚至重提汉代进步思想家所言“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即天命不是永远归于一姓，如果政治败坏，那么天意就要改朝换代。但是，时代如何“变”，刘逢禄却不清楚。故刘逢禄的公羊学说有过渡性、二重性的特点。



龚自珍多次申明本人的公羊学说受了刘逢禄极大的影响。他写有著名的诗句：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按，刘礼部即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官礼部主事。虫鱼学，指朴学末流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卖饼家，指公羊学。《魏略》：严汉，字公仲，善于《春秋公羊传》。时司隶钟繇不好，而尤以《左传》为大官厨，公羊为卖饼家。）



《己亥杂诗》中还有一首：

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

宿草敢挑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毘陵。

（龚氏自注云：“年二十八，始受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今按，端门受命，系指《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休所注“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云云，何休引用了汉代纬书中的怪诞的说法，意在证明孔子为汉立法。龚氏诗中运用这个典故，则表明他对公羊学说为政治服务、“拨乱反正”的肯定。云礽，指遥远的孙辈。宿草：《礼记》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哭焉。”这里指刘逢禄已经逝世。祧：祭祀远祖，或指继承为后嗣。毘陵：古县名，即武进县。庄存与、刘逢禄都是常州武进人。）



不过，龚自珍与刘逢禄会晤，立志抛弃烦琐考证之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之年，他年已二十八岁。在此之前，他已写出了一系列有深刻政治见解和巨大批判意义的政论、学术文章。并且，要紧的是，在他少年、青年时代的几篇文章中，已经体现出鲜明的公羊学交易观点。著名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一文（按，此文即写于嘉庆二十年〔乙亥，龚自珍年二十四岁〕和嘉庆二十一年〔丙子〕之间），已经精警地论述“世有三等”，并且预言“乱亦将不远矣”：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大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告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亦甚尟。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也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或十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悻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这是中国经学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以“治世——衰世——乱世”作为概括时代变迁的理论。龚自珍讲的“深于《春秋》者”，显指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先后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思想资料，加以发展，提出了“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公羊家“三世说”。《公羊传》所言，是后来学者推演的“公羊三世说”的雏形，其中包含着极其宝贵的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以发挥、划分历史不同的发展阶段。“异辞”即用辞不同。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这不仅因时代远近不同，还因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也因而不同。《公羊传》又有特别的解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意为：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所忌讳，故多采用隐而不显的“书法”。



《公羊传》还以特别的深意解释《春秋》何以终于衷公十四年，作者的看法是：“备也。”称至此已完全齐备。如同后来何休所阐释的，因西狩获麟，瑞应显现，“见拨乱功成”。“综合《公羊传》关于“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思想资料，除表明《春秋》是一部重褒贬的政治书外，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个时代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态度和书法；二是孔子修这部《春秋》，起自隐公之时是不完备的，最后到哀公十四年才达到完备齐全。这样，《公羊传》再三强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包含对历史的一个极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视为凝固不变或混沌一团，而看作可以拿一定标准划分为各有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此乃形成了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光彩和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公羊三世说”历史哲学的文化胚芽，能为后世学者提供观察历史、观察时代变迁的深刻的智慧启迪，且为他们准备了结合现实感受而一再进行创造性诠释的充分的空间。



果然到了董仲舒，便将“三世异辞”之说作了重要的推进，初步显示出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历史阶段的意向。《春秋繁露》诠释说：“《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思。”按董氏所诠释，所见世，记事使用什么书法忌讳多，因而用词隐晦；所闻世，对于事件所造成的祸害感受真切，因此记载明确详细；所传闻世，恩惠和感情都减弱，因此记载简略。



东汉的何体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总结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模式。他在《春秋公羊解估》隐公元年注文中论述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请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何体的这一诠释，是春秋公羊义理的重大发展，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描述历史进化的理论，实在具有“集大成”的意义。按照何休的理论，历史不但可以划分为具有不同演进特点的阶段，而且显示出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包含有国家统一规模、文明程度和民族关系都越来越发展的丰富内涵，反映了古代先哲们冀求到太平世实现空前的大一统，民族之间平等和好相处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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