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所收的文章往往是通俗性比较强的，可又决不能与他们的专门研究领域毫无关联，那样是无法想像的。本集所收文章大都与他们专门研究领域藕断丝连，既有通俗的一面，又有专门的一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雅俗共赏吧。

雪泥鸿爪——激情、亲情、友情
名家心语丛书序 季羡林
自序
我的漫画生涯
我的漫画
漫画诀窍
漫画的形和神
我在漫画民族化中的一点体会
追求漫画大众化民族化的经历
漫话我的漫画
《一二·九》学生运动
延安岁月
我读《西行漫记》
旧事重提
邪正自明
烧鸟华
我爱足球
东海看日出
有点困惑
茶事杂忆
说老不老，说小不小
少封一些大师
人和鸟的厌食症
小谈插图
《死猪不怕开水烫》
关于《杜甫检讨》
两个王羲之
想不出题目的一张漫画
从《科学分工？》再谈题目之重要
袁水怕除四害
名片和肩周炎
《决心》
为小丁作藏书票
十二生肖漫画特种封和张家瑞
肖像漫画
陈复礼先生漫画像
丰田在中国
万事起头难
我和动物
几方闲章
目光如炬感情入画——喜读贺友直《三百六十行》
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
榜样
雪人融化
祝君晚安
《风筝误》新解
只许向上
听相声
这一下，你总要笑了！
老K，明天晚上见
闻鸡起舞
该休息了！
等地心吸力发挥作用
画无计划性
童声小合唱
建议学生书包加四轮
老娘登基
孺子牛变成老爷牛
大雁脱毛记
将军不下马图
公家出钱的长途电话
寿星进院
不倒翁倒了
待业啄木鸟
推理漫画
仿生学
欲与古变试比高
文章天下事，脱水编辑知
煞风景
严文井同志漫画像
孩子疗法
……

我喜欢漫画，因为它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爱憎。约在1930年我在报纸上发表第一幅漫画，迄今也有60年了。俗话说光阴似箭，这枝箭穿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42年，我的漫画也多少和这些历史发生了一些联系。不同的思想就会对一幅漫画有不同的看法，或褒或贬，我看重人民对我的评断。

1958年我到英国，遇到我所尊敬的漫画家大卫·劳（DAVID LOW），这位前辈有些不怀好意地问我：中国有讽刺画吗？我回答说，中国有讽刺画，还有许多工人、农民也画讽刺画。也许还有人要问，在中国画讽刺画会惹麻烦吗？就我所知，在“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确有一些漫画家蒙受不白之冤，我在文革中也受到批评，但不画漫画的也同样遭到磨难，这样看来，似乎又不属于讽刺的问题。

前些年也在这里展出过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漫画，我们一些从3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漫画家们在上海可以接触到许多外国漫画作品，许多人都有自己虽未谋面但却私淑的洋老师，这对我国漫画之成长起过启蒙作用。但是漫画要为中国大众接受和喜爱，还须经过每个人的探索，我在近40多年中信奉和追求漫画的大众化和民族化。



漫画诀窍

经常有些爱好漫画的青年因为投稿未被发表，来信问我漫画的诀窍，我说做任何工作都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窍门，但必定有一共同的诀窍，即锲而不舍、持之以恒。1930年，我初学漫画，向杭州一家报馆投去漫画约两百幅，都未发表。如果知难而退，肯定我现在不是漫画作者。

1936年，我在上海银行当小职员，每天黎明即起，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那时我在报刊发表的漫画，都是利用休假日画的。

1938年，我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当时除《解放日报》发表少量漫画，其他很少地方发表漫画。我纠集同好，向总务科请求发给一块五六尺长的土蓝布，办了个漫画墙报，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每逢出版时，大家看到很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就心满意足了。

全国解放，我到北京。几十年来，除掉“文革”十年，我都担任行政工作，白天上班，只能算是一个业余漫画作者，作画就只好利用夜间了。1959年到1966年，我和邓拓同志住前后院。清晨两点以前，我们互相看到对方窗户亮着灯光。有一次相遇，邓拓同志说：“你晚上也睡得很晚！”相对莞尔。

如果要说诀窍，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诀窍。



漫画的形和神

今年三月我有事去四川，顺便看了几场川剧小丑的戏，其中有一出戏叫《归正楼》。戏中一段描写一个败了家的纨绔子弟邱元遂，是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少爷流氓，没有钱就想要他老婆去当妓女，其无赖也可知。扮演邱元遂的主角刘金龙是一个好演员，他把这个无赖子弟刻画得入骨三分。想赌钱既无银子，又无赌友，只好一个人蹲在一条板凳上散纸牌，装作四人聚赌的样子过瘾，活活现出一个没有钱的赌鬼的神气。同时引起我兴趣的还有邱元遂身上的一根腰带。邱元遂戴的破毡帽、一件黑里泛白的旧长衫，拖着一双破鞋，这当然都可表现出这个破落户的身份。天气寒冷，身上只好扎条麻绳，如果按“如实的描写”，麻绳总是扎在腰里的，但是邱元遂的麻绳偏偏不捆在腰上，而是捆在胸口上。麻绳捆在腰里就和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一致了，多少劳动人民把腰带扎在腰里，既可御寒又可劳动，而且显得精神。不信试看戏剧中的武生，除掉他们的气宇轩昂，那一根紧勒的腰带又多添了几分精神。

邱元遂的腰带扎在胸前，既表现了他的穷困，因为衣衫单薄就不得不扎根带子挡挡寒气，同时也显出了那份无赖落拓、不事劳动的神气。一根腰带的位置何其重要。从这里我就联想到我们漫画创作中刻画人物的“神”的问题。漫画家要和帝国主义找麻烦，如果因为这是外国人，又是有钱的外国人，这就必然西装笔挺、神气十足了，不去刻画他们的色厉内荏，不去刻画他们的那种贼头贼脑的精神状态，在一些具体的人物上不去刻画其不同的特殊的“神”，那么这样的人物的神情是无法在画家的笔下表达出来的，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目前的漫画里我看缺少的是人物的“神”，但“神”又是要通过“形”来表达的，对于形的塑造、推敲，就必须符合对“神”的刻画的要求。

多少年来，我们在漫画上讲夸张，只是讲“形”的夸张：鼻子大就画得更大些，瘦人就画得更瘦些，头发乱就画个大鸡窝，身子粗就画个胖水桶。这种对于脱离对象精神状态的、仅仅是从“形”上夸张的办法，已经在我们漫画里行之很久了，当然这种夸张对象的“形”也还是需要的。艾森豪威尔总是个瘦长条，邱吉尔总是个胖子，戴高乐总是鼻子大一些，但久而久之连这点也不讲求了。不少漫画里面的人物，有些是有“形”而无“神”，有些是连“形”也没有画好。凡是漫画中的人物总以丑化、滑稽、可笑为满足，形成了一种风气和格式。过去我们有的内部讽刺漫画，不去注意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仅仅在“形”上开玩笑，其结果就必然是不能击中要害，反而引起读者的不满。我想除掉讽刺态度不妥外，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想无论是漫画家或是初学者，在画漫画时应当经常想着邱元遂的赌钱和他身上的那根麻绳。我在漫画民族化中的一点体会我在漫画民族化中的一点体会

我初作漫画，受西方漫画影响较深。那时是个穷学生，无力购书，上海有几家外国书店，可在里面作购书状浏览。因此漫画的构思、表现方法，洋味儿较重，好在那时读我漫画的也是知识分子居多，彼此相安无事。

1938年我到了延安，读者大多是工农干部，对象变了，“洋味”就吃不开了。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就不能不考虑改变自己的创作。提倡大众化是对的，但要做到大众能看懂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我记得某次毛泽东说，你说大众化，如果你走到街上遇见了老百姓，老百姓就说请你化一化给我看，就将了军。往后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写了中国的新文化应当是大众化、民主化、科学化、民族化，更加深了我的漫画对“大众化”和“民族化”追求的信念，几十年来，我追求的就是这两化。

1915年生，1933年在上海上学时开始漫画创作。1938年奔向抗日根据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了8年。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解放区的《东北日报》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人民日报》社负责美术工作，从1953年起一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担任领导工作，业余时间创作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