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是一部未完成的三部曲，包括《不惑之年》、《缓期执行》和《痛心疾首》。全书描写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法国乃至欧洲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萨特把自由观作为《自由之路》的哲学基础，改变了一般传统小说正面人物的设计，所有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异化，一般表现为真诚作弊，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缓期执行》原名《九月》，内容是继续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会议期间的危机。

缓期执行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夜
九月二十日，星期五

“斯特凡！”西尔维亚在他背后呼唤。

“我正在工作，”斯特凡生硬地回答，“连头也不回。

“可是亲爱的，你得回我一句话，”西尔维亚说，“在拉斐特号上只有头等舱位了。”

“就买头等舱票吧，坐豪华舱得啦，”斯特凡道，“拉斐特号也许是上美国去的最后一班船了，以后要隔很久哩。”

布吕内慢慢朝前走，他嗅到一股亚美尼亚纸味，又抬起头来，瞧瞧挂在一处阳台上已经发黑的金色字母；战争其实已经爆发：它就在眼前，在这片无序的灯光火海之中，如同镌刻在这易碎的名城墙壁上的事实；它如同一种定向爆破，将王家大道炸成两截；路人虽然从街上穿行，却视而不见；布吕内却看得分明。战争始终在眼前，但人们还不明白。布吕内曾想到：“咱们头上的天空会塌下来的。”其实一切都已经开始下塌：他已经看到了房屋的真情实景：那只是暂时停住的坍塌。这家优雅的商场支撑着成吨成吨的巨石，而这每一块同其他巨石联成一片的石头，五十年来一直执拗地向着同一地点坍塌；再加上几公斤，那坍塌便周而复始。一根根圆柱将会颤栗着裂开，变成龌龊不堪的一堆碎石断垣，夹杂着折裂的骨架子；橱窗将被炸得开花；车载斗量的石块将压向地窖，将成包成捆的存货砸烂。他们有重达四千公斤的炸弹。布吕内的心揪紧了：方才不久，在这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店面上，还印有人的笑容，同黄昏的金碧辉煌交相辉映。此刻却已暗淡无光：十万公斤的石块啊！人们是在暂停的雪崩当间游荡！废墟中行进着士兵，他可能被打死。布吕内仿佛瞥见泽泽特堆满脂粉的脸颊上出现了一道道黑沟。一排排尘土飞扬的墙壁。一段段洞开的残垣，混杂着蓝色、黄色的方纸片，还有斑斑驳驳的招牌；在崩落的什物间，仿佛还可瞥见赤红的瓷砖贴面、街上荒草湮没的石板。接着呈现的是木板搭成的陋屋，是露宿的帐篷。再后，便像在外围大马路上一模一样，盖起了外观极为单调的大规模兵营。布吕内的心都抽缩啦，他心忧如焚地自语：“我可是爱巴黎的啊。”蓦地，这显见的实况突然消失，名城又在他身边突现。布吕内收住了脚步；他觉得某种怯弱的温情柔化了他的思绪，转而琢磨：“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要是能没有战争该多好！”于是他贪婪地凝视着那些阔大的栏杆门、德里斯柯尔店五光十色的橱窗，还有韦伯啤酒店蓝色的帷幔。过了一会儿，他感到羞惭了；他继续迈步向前，思忖着：“我对巴黎是爱之过甚了！”就像莫斯科的皮尔尼亚克，他对那些古老的教堂也未免爱之过甚。党不信任知识分子是很有道理的。死亡镌刻于人群里，毁灭则镌刻于物件之中；后来者必会重建巴黎、重建全世界。我将要问她：“难道您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和平？”我将和颜悦色地同她谈话，并且仔仔细细地把她端详，对她进一言：“女人不要打扰我们。现在不是时候，不应当用她们的蠢话来纠缠男人们！”

“我愿意做男人，”奥黛特说。

马蒂厄支住一只臂肘站起身来。他现在面孔涨成了酱色。他不无讥消地反问：

“为了装成小士兵么？”

奥黛特脸红了：

“那倒不是！”她急忙辩道，“不过我觉得此时此刻女人简直像白痴。”

“这恐怕不怎么叫人舒心吧，”马蒂厄接茬道。

她这一回似乎又充当了学舌鹦鹉；她用的字眼儿总是反过来击中她自己。但她觉得，假如她辞能达意，马蒂厄本不会责备她的；她本来应当说：男人们在她面前谈论战争总是令她坐卧不宁。他们总是装腔作势，他们过于自信，好像是向她示意：战争是男人的事情，然而他们似乎又总是期待她做点什么，比如作出某种仲裁、因为她是妇道人家，不会开赴前线，将始终置身事外。但她又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留在后方？毅然开拔？这不该由她来决定，因为她不到前线去。再不然就该对他们说：“随你们自己吧。”但假如他们无意做任何事情呢？她就尽量回避，装作不闻不问，在他们自命不凡地喧嚷时，给他们上咖啡或消化酒。她叹了口气，抓起一把黄沙，让那热乎乎、泛白光的沙粒轻泻到她那褐色的小腿上。

让·保尔·萨特。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战后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他的最大优势是善于运用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形象化地阐释其学说，使存在主义哲学贴近了人们的生活，变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了；作为文学家，其最大特色地直接介入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在小说，戏剧中展示人们共同的生活处境，将人们面临的选择提到哲学高度来启发人们深思。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始终站在受奴役，受压迫的人民一边，不卷不怠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及专制暴政。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对整整一代甚至数代青年都产生过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