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向后辈嘱？他也许正身居高位，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官高，他不忘甘为孺子牛之诺，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他会把手伸向一个流浪者，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他也许是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他也许有了较多的欢愉和喜笑，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编者的话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
周海婴：再说几句——假如鲁迅还活着
萧关鸿：假如鲁迅还活着
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补正
陈焜：关于毛泽东答罗稷南问——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
周海婴：“孤证”不孤
何满子：周海婴写鲁迅书·读得二三事
谢泳淡“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
陈晋：“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
秋石：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
薛克智：质疑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次谈话——读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陈漱渝：学术的力量和道德的力理
靳树鹏：也说鲁迅活着会怎样
黄宗英：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
方进玉、齐简：听黄宗英说往事
丁东：有关“毛罗对话”的一些事
萧蔚彬：讲真话的勇气和智慧
明远：文化人论辩的规则——谈《文汇读书周报》展开“关于1957年毛罗对话”辩证的经过
沈敏特：孤证、考证与不必考证——评“鲁迅活着会怎样”
李普：唯大英雄能真本色（随感五则）
楚庄：我所了解的罗稷南先生——兼谈一次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
钟沛璋：鲁迅假若活到1957年
李锐：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
……
第二辑 鲁迅逝世十周年的设问求答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或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

——鲁迅《忆韦素园君》

鲁迅是一面镜子，可以从每个人对待鲁迅的态度中，照见其人的人格。

——诗人绿原如此说

鲁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问世。儿子写父亲，是家人父子之间平常生活的亲切记录，对消除上世纪60年代的那阵子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而肆意扭曲鲁迅形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有益。由于那阵子居心叵测地“神化”鲁迅，将鲁迅扭曲为“左”的守护神的恶果，招来了一系列的情绪逆反和思想混乱；又正值中国社会转轨的动荡时期，这恶果更和文化整合中的各种负势力交叉感染，干扰着人们的理性选择。因此，如何对待鲁迅，就成了与如何对待文化同义。

……

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别人对鲁迅的议论，他自己所遭受的种种，都是十分谨慎，不尽欲言的。有些看得出曾使他十分困惑的地方，也大抵采取只叙事实，存而不论的态度。惟有对鲁迅之死，日本医生须藤是否有谋害嫌疑一事，他的怀疑是强烈的，这一怀疑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一公案，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周建人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过，似乎未曾受到文学界的注意。但我所接触到的医学界人士却曾关注过这个问题。1950～1951年，我曾在上海医学院（即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前身，现在已转属于复旦大学）兼课，一次在会议间歇，听到朱恒壁院长、沈克非、黄家驷、苏德隆等教授不知由于什么话茬谈起此事。这几位都是医学界权威，意见值得注意。这几位对解放前在上海行医的日本医生很有意见（不排除这几位都是所谓“英美派”的医学家，和“德日派”有某种门户之见），这与本题关系不大。现在我记得他们的意见是：30年代尚未发明雷米风、链霉素等治肺结核的特效药，彻底治愈肺结核确很难，但治疗这病也并非没有别的有效手段（他们举了切割肋骨等一些我所不懂的治疗方法），手术如果准确及时，是能延长患者生命的。他们断定，这个须藤肯定不是肺科专家，医技平常，耽误了治疗时机。当时根本不知道须藤有日本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的背景这个可疑身份，所以只判断为庸医误人，应属于医疗事故。

朱恒壁院长很欢喜读鲁迅的书，和我还谈得来，他说，日本人哪里知道鲁迅先生在中国的价值（这点他错了，如果真是蓄意谋害，那是正因为高度理解鲁迅对日本侵略者是最危险的敌人）？如果鲁迅先生当时在中山医院（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治，医生会想尽各种方法挽救他的生命。言下无限惋惜憾恨，给我的印象极深。

以鲁迅的崇高威望，这不仅是一起医疗事故，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事件。可是要追查清楚却很烦难，想一想日本的右翼势力连世人皆知的侵略屠杀的罪责尚且要抵赖规避，就更不说这起历时已久踪迹迷离的悬案了。须藤也早已死去，这事大慨将成为一个历史黑洞。

不过，王元化在周海婴此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的问题，我以为倒是可以解释的。

在鲁迅的心中，有一个十分牢固的“藤野先生情结”。这个情节从年青时代起绾结在他心头，真叫刻骨铭心。只要读读《藤野先生》这篇一往情深的回忆文字，就能理解鲁迅是如何感念这位老师和医生的程度了。爱屋及乌，他就认为另一位日本医生也会有同样的职业品德，不会轻启疑窦。也因为鲁迅在日本学过医，有这个“藤野先生情结”，所以他介绍亲友医病，也经常光顾日本医院。而且，鲁迅和须藤的关系，已历有年月，不是亲往就医，就是约他到寓所诊治，从《日记》1933年起的记载中，可知彼此往来的频繁。海婴生病也由须藤诊治，俨然是鲁迅家的家庭医师。再者，彼此有不少函件往返，还多次互赠礼品，互相宴请，已不单单是病员和医生的关系，而且是当作朋友在交往了。可以想见，这样的关系是不能说断绝就断绝的，人情如此嘛！

还有一层原故使鲁迅碍难谢绝须藤：鲁迅和须藤的往来中还夹杂着不少鲁迅的日本友人在内。如1933年5月23日的日记：就记有宴日本友人秋田、伊藤等男女二十人，须藤亦在内。须藤似乎也读点书，日记中鲁迅赠他的书有多起。尤以1935年6月20日，日本刚寄到《岩波文库》中的日译《鲁迅选集》，只有两册：鲁迅就赠了须藤一册。这就不是泛泛的交情了。如此真情地对待他，如果须藤真要动鲁迅的坏念头，那真是丧尽良心，狗彘不食其肉了。——不过，谁又能保证他不是蛇蝎心肠的呢？如果真是敌寇指派来暗害伟人的话。

这是中日关系史、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谜……

2001年11月上海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1期）

陈明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记者都在寻找三位名叫“CHEN M.Y”或“MAYER CHENEY”的中国人。其中一位CHEN M.Y是“轰动全国”的诗人，他因十几乎诗与毛泽东诗词相混有几十首编入《中国当代七名诗人选》，另一位CHEN M.Y是著作很多的人文学者，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最早主编一套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视听教材。多年以后，各国记者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三位“CHEN M.Y”竟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本书编者陈明远，生于20世纪40年代。他受到许多文化名人的信任、关怀和挚爱，但他最大的乐趣是静心思考，不求了达，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