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刻画了一批在1957年反右前后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生动表现。有章伯均，罗隆基这样的大“右”派，也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他们在反右运动中既有独立的反应，同时又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相互作用。有权力争夺中的你死我活，也有对中国前途的歧见，有阔大的“阴谋”，也有渺小的背叛，有来自亲朋的卑劣冷枪，也有大众言昧的慷慨激昂。更多的是信念崩坍瞬间的巨大失落，以及怪诞荒谬的历史时刻到来时的莫名错愕。
竭力真实详尽的记录，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它对那个时代最具雄心的纪念。

序
第一章 小试牛刀
第二章 一九五六
第三章 整风运动
第四章 阴错阳差
第五章 黄雀在后
第六章 煮豆燃萁目录(下卷)第七章 流水线上
第八章 海面如血
第九章 若明若暗
第十章 人祸天灾
第十一章 千古浩劫
第十二章 欲说还休
第十三章 方生未死
权作后记
修订本后记
附件一
附件二

在1956年韩素音的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之前，对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仍存疑虑的她，托人带了一句话给周恩来：

“需要化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

仅仅一年时间，周恩来却懂得了毛泽东所谓民主的含义。

要了解周恩来在反右运动中的心态和境遇，我们就得先读懂周恩来这本书。正如写了《周恩来传》的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的一个说法：周恩来童年时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

周恩来的二叔刚刚20岁时，便染上了肺结核，到处求医抓药，仍缠绵床第，咯血不止。最后想到的主意是将他过继给新婚燕尔、尚无子嗣的二叔，以便冲喜消灾。结果是消灾不成，但因为有了儿子，二叔的牌位得以放在祖宗的祭坛上，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之外，又有了一位嗣母陈氏。

万氏文化不高，但生性慈祥、温柔、宽容大度。陈氏才学出众，处事精细，自己新寡，闭门不出，也将童年的周恩来整日关在房里念书。他4岁时，能读写好几百个字，6岁便可朗朗背诵古诗。在陈氏给他讲的故事里，最多的是关于淮安这地方自古以来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一位便是韩信，正是此人以耿耿忠心，辅佐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登上了汉高祖的皇位……

在两位母亲的濡染下，周恩来仁慈、礼让、好学、好静。他又是长子长孙，在一个有着儒家传统、日渐败落的绅士大家庭里，这一地位无疑使他有了支撑门庭的责任感，也磨练出他周旋于种种家庭矛盾和处理纷繁巨细家庭事务的能力。《周恩来传》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还只有10岁时，他便把家族亲戚的生辰、忌日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到了日子便去借钱送礼，张罗应酬。如何不失面子和必要的礼仪，又得兼顾羞涩的囊中，在这里梳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和理财的水平，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10岁孩子的智商……

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是毛泽东的童年时代，他对斯诺讲过那时父亲是“执政党”，他和弟弟、母亲则是“在野党”，并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来反对脾气暴躁、有一点闲也要催他下地干活的父亲。他13岁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当着客人的面，父亲骂他懒而无用，他也回骂起来，眼看父亲就要动手，他撒腿跑出家门，直跑到一口池塘边，对追来的父亲说：如果再逼他，他就要跳进塘里。结果父亲答应不再打他，他也跪下一只脚向父亲磕了一个头。

他对斯诺评论道：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驯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显然，在一个所有的生活乐趣都被土地所淹没、所有的生活秩序也像四季交替一样刻板的小康农户家里，毛泽东所需要的恰恰不是周恩来所希冀的安宁、和谐与维持，他自小张扬的是一种判逆与挑战的个性。

周恩来9岁时，生母万氏因贫病忧愁而遽然去世，一年后嗣母陈氏又魂归道山，家景凄凉得他的叔父和婶母总在家翻箱倒柜，以便“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去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年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轻蔑地拨弄着典押的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讥讽道：‘你常来，你家一定是十分富有。’小恩来默默无言地站着，控制着脸部的表情。他就这样学会了从不暴露感情，从不流泪。他拿着朝他扔过来的钱回家了……”（《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1898--1998》）

1910年春，周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堂伯父家寄居，从此开始了他东北、天津、日本、法国的青年飘泊时代。

在沈阳，新学堂的费用是旧学堂的三倍，伯父还是将他送进了新学堂学习。就是在这儿，他读到了达尔文、卢梭、穆勒等人的西方人文著作。在天津，他就读的是由两位有识之士于1904年创办的南开学校，一位是清末翰林、却认为必须把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引进中国以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解救出年轻一代的严范孙，另一位则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张伯苓。

建校的头几年，该校从美国教会获得资金，从英国请来英语和数学教师，课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外，还有英国文学和生物、化学、代数、地理等。在南开，他首次读到了在中国思想的天空上正鼓动风云奔走的《新青年》杂志，认识了在这天空上闪电般狂舞与辉映的梁启超、蔡元培和吴玉章。

他无疑是个满怀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毕业时，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赴日本前给同学留诗一首，更表明他将是一个旧制度的掘墓者。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颇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因发动学生驱逐校长张干而要被学校当局开除；而同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周恩来，却得到了校方的高度赏识。

严范孙非常宠爱他，乃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做自己的女婿。张伯苓则在他毕业时给作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另外，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渴望一种志同道合的团体生活，前者发起、组织过新民学会、船山学社等不少团体，并始终担任要角。毛泽东的这一敢为人先、争为人先的劲头，在他早年虽还不能证明是他写的、他却当作座右铭般抄了的一首《咏蛙》诗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做声？

后者虽在南开也为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的成立做了许多工作，他却由衷地推举另一同学做会长，自己只担任智育部长，在当时写给好友的一首诗里，他这样表现了自己的真诚心情：

同侪争疾走，

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此外，16岁终于走出庄稼地、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岳麓山颠的晨浴里，在橘子洲头的咏唱中，很有几分自视为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种材料，或者如斯诺所说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子弹”的那种材料。

这种钢铁般的材料，也眷恋韶山的松涛和日出，品味故土的亲情与温馨，却绝不会为它们所牵扰。因此青年毛泽东写的家信很少，每有假期他也更愿意同朋友一起却游学天下，品味社会。只有在母亲病故以后，他一颗游子的心才星驶回慈母的灵前，并写出一篇哀恸无比的《祭母文》……

周恩来虽也怀鸿鹄之志，但在对群体关系的寻求中总未失却个体。在南开读书时，他常在作文里抒发“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的感情，有时这种感情竟折磨得他“泪盈枕席，夜不能寐”，尤其是在年节时，眼望千家灯火，万众团圆，他常觉茕茕孤影，并发出“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亦何如？”的悲叹。

即便他20岁东渡扶桑之后，闻讯久病的叔父去世，他马上想到的便是“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

尽管集体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日渐在他眼里变得高于一切，可对于故土、亲人，对于自己该了未了的责任感，似周恩来心头总也抽不尽丝的颗蚕茧……

出落得浓眉炯眼、一表人才的周恩来，便是以这样的文化剪影，走进了中国风云跌宕的20世纪，也走进了他和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貌似牢固、还有几分神秘的关系中。

如果说毛泽东善于写意，舞金戈铁板，唱“四海翻腾云水怒”；

那么周恩来则善于写实，操吴侬软语，吟“小桥流水人家”。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希望对方为新中国提供“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穿着高跟靴也显得比毛泽东矮的斯大林，却没有多少热情，对于已经宣称拒绝承认旧政权所签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他满腹狐疑，是不是除了1945年蒋介石拱手相让的旅顺港及东北铁路，连19世纪沙皇获得的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前这土头土脑的家伙也想要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