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日记》中有不少突出的“专题调研”，例如敦煌石窟的发现，可能属最早的详述。作者常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各地事务，例如他在演说中力劝新疆商界建立商会，振兴实业以抵御俄国的经济侵略；他在建议哈密民族自治当局选派青年到天津培训技艺时，还具体到托付家乡的回族友人要照顾少数民族的习俗。
作者的旅行又像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书中记载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风异俗和令人震撼的西北百姓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
作者以教育救国为职志，旅行考察的焦点是学堂。本书按其线装形式及著作年代1910均属古籍，原书铅字排印，无标点，不分行。民国三十年1941由家人印行，无“版权页”。

编者前言
昆仑旅行日记
序
先兄支英公传略
直隶四次请愿之大冤狱
宣统二年庚戌
十二月初七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宣统三年辛亥
正月初一日～五月四日
书后
附录
天津宜兴埠的两个温氏教育世家
温霖的生平与普育女学堂的发展史
同乡杂忆温氏家族
温世霖与津立宪运动
温世霖与《昆仑旅行日记》
天津商帮在新疆

温世霖（１８７０—１９３４），字子英、支英，清末秀才，天津水师学堂肄业。上世纪初，先在家乡办温氏女子家塾，由其母徐氏和妻子安氏主持。１９０５年在城里鼓楼西办普育女学堂，又增聘张伯苓之妹张祝春和陆文郁之姐陆阐哉任教，故张、郁都可算是我市的第一批小学教师了。后来，张祝春和天津近代教育家马千里结婚时，在普育女学堂举行了新式婚仪，成为津门第一对行鞠躬礼的新婚夫妇。

在创办普育女学堂的同时，温世霖在天津还参与天津第一份画报——《醒俗画报》和《新民意报》的工作，鼓吹新政宣传进步，两报的主笔分别请陆文郁和马千里担任。以后，这两份宣传媒体都因为得罪当局，被迫停刊。

１９０８年，温世霖和北仓人孙洪伊（１８７２－１９３５）等一起搞地方自治，从事政治活动。１９１０年被推为全国学生界同志会会长，因带头请愿和号召罢课，被清廷逮捕，充军发配新疆，后写有《昆仑旅行日记》一书，记载其发配过程和沿途观感。其中有梦回故乡与母妻相见和又去普育同师生一起开会等事，还有入新疆后受到早年“赶西大营”的天津老乡的后代等接待欢迎的情况，都非常感人。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温世霖获释返津，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曾先后担任过同盟会天津交通部部长、国民党燕支部总干事，１９１３年后还相继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和国会议员等。１９２４年直系曹锟下台后即退出政坛，继续从事社会公益和办学活动，１９３３年将普育女学堂扩充为普育女子初级中学，由其子温祖荫主其事。

此后，温氏族人中还有多人从事教育工作，其中，温瀛士又在乡间创办了普育女子小学，温瀛杰长期在官立宜兴埠小学为校长，温瀛举之妻刘绛文女士也在城里的普育女子初级中学任校长。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普育初级女中设高中部，扩充为女子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曾更名为市立女三中，现名中山中学，地址在鼓楼南的原广东会馆附近。

温世霖在族内同辈中排行第七，乡人尊称其为温七先生。他和创办南开学校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有亲戚关系，在其著述的《昆仑旅行日记》中有较详细记载。早年，张伯苓的父亲久庵公曾应聘在宜兴埠大族温、杨两家教过家馆，张伯苓也随去附读多年，其原配夫人安氏也是宜兴埠人。因此，近有人在忆旧文章中说张伯苓也是宜兴埠人，有误。张家住在城里，祖籍山东，特附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