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两汉卷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的详细介绍……
本书为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书法史》7卷中的“两汉”卷，由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学者华人德主笔撰写。作者对两汉的简牍、铭刻、碑版的形成以及风格特色，主要书家代表作品以及两汉书法教育和书学影响，以一个史学家的高度，以一个艺术家的视觉作了分条缕析的爬梳。作者曲尽前人和今人未竟之处，其对石刻、砖文、瓦当的独有情钟，加上他本人在书法篆刻上的实践和领悟，使得本书在学术上和艺术上都有相当特色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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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的图书目录……
概述
第一章 两汉的书法教育
第一节 与利禄挂钩的文字学和书法
第二节 汉代的字书和学童书法教育
第三节 鸿都门学——最早的文学艺术大学
第二章 两汉的简犊（附骨签、帛书及其他墨迹）
第一节 汉代的简册制度
第二节 两汉简牍的书法
第三节 帛书及其他墨迹
第三章 西汉的铭刻书法
第一节 铭刻概况
第二节 铜器铭刻文字
第三节 刻石文字
第四节 陶器砖瓦文字
第四章 东汉的碑刻（附砖文）
第一节 碑刻的演变和形制
第二节 碑刻的书法
第三节 东汉的砖文
第五章 汉代的书法家
第一节 各有风范的士大夫书家
第二节 专精草书的西州书家
第三节 工鸟篆八分的鸿都门学书家
第六章 东汉的书学
第一节 许慎《说文解字》
第二节 崔瑗《草书势》
第三节 蔡邕的书学理论
第四节 赵壹《非草书》
第七章 汉代的书法用具
第一节 笔
第二节 墨
第三节 纸
第四节 砚
第五节 削
附录
两汉书法史大事年表
20世纪两汉简牍、帛书、金文、陶文等出土情况
两汉刻石文字目录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两汉的书法教育
第一节 与利禄挂钩的文字学和书法
第二节 汉代的字书和学童书法教育
第三节 鸿都门学——最早的文学艺术大学
第二章 两汉的简犊（附骨签、帛书及其他墨迹）
第一节 汉代的简册制度
第二节 两汉简牍的书法
第三节 帛书及其他墨迹
第三章 西汉的铭刻书法
第一节 铭刻概况
第二节 铜器铭刻文字
第三节 刻石文字
第四节 陶器砖瓦文字
第四章 东汉的碑刻（附砖文）
第一节 碑刻的演变和形制
第二节 碑刻的书法
第三节 东汉的砖文
第五章 汉代的书法家
第一节 各有风范的士大夫书家
第二节 专精草书的西州书家
第三节 工鸟篆八分的鸿都门学书家
第六章 东汉的书学
第一节 许慎《说文解字》
第二节 崔瑗《草书势》
第三节 蔡邕的书学理论
第四节 赵壹《非草书》
第七章 汉代的书法用具
第一节 笔
第二节 墨
第三节 纸
第四节 砚
第五节 削
附录
两汉书法史大事年表
20世纪两汉简牍、帛书、金文、陶文等出土情况
两汉刻石文字目录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的书摘……
《袁安碑》（图4-2.29）
汉代碑刻书法:篆书碑刻和碑额(片段)东汉的篆书碑刻数量较少，有《袁安碑》、《袁敞碑》，《少室》、《开母石阙铭》，《议郎等字残石》、《鲁王墓石人胸前题字》和篆隶杂糅的《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等碑刻，以及一些碑额。嵩山《少室》［无年月，前人考为延光二年（123）立］、《开母》（延光二年立）二阙铭，由于在地表，又立于名山，故历来为金石家所重视，并视之为汉篆代表之作。与秦《琅邪台刻石》比，秦篆修长紧密，雍容典雅，重心在字之上部。而汉篆结体趋方，婉转圆融，外似密而内
4-2.30 《祀三公山碑》篆书
4-2.31 光和七年洗 篆录实疏。二阙铭因石质粗劣，经风化雨蚀，残泐过甚。《袁安》、《袁敞》二碑的字迹甚清晰，《袁安碑》［永元四年（92）］系明万历间出土，移置于庙中作供案，而将碑刻字面朝下，故一直未为人知，1929年始又发现。碑字除下部残损一列外，基本清晰完好。《袁敞碑》［元初四年（117）］于192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已残。袁安、袁敞父子皆位至三公，存世及著录的东汉墓碑碑主有此位望者甚少，而以规正篆书书刻，更是绝无仅有。二碑制作时间相差25年，从二碑之字对照，显然为同一人所书。袁安位至司徒，当时外威窦氏擅权，和帝与朝臣皆倚重于袁安，袁安卒后数月，窦氏即败。和帝追思袁安，葬礼隆重。其子袁敞，官至司空，因触犯了外戚邓氏而自杀，后来朝廷又以三公礼葬之。此二碑可能都是特命宫廷尚书、令史所书，当然也不能排除像一般官僚墓碑由门生故吏中善书者所书的可能。二碑是东汉人所写之小篆，与秦刻石标准的小篆比，可谓“笔迹相承小异”。如《袁安碑》（图4-2.29）中“阳”、“正”、“闰”等字皆为讹体，“宾”字同隶书的写法相近，而“薨”字则写成“蒿里”之“蒿”（本字作“薧”）省去草头。古代典籍文献靠传抄而保存流传，年代久远了，人们对篆书就不熟悉了，年代越后，讹变越厉害。从《袁安碑》上的字可看出，在东汉即便是优秀的专业书手或知识分子，对小篆已经隔阂陌生了，有时会不自觉地将隶书的写法夹杂进去。从《袁安》、《袁敞》碑，结合嵩山二阙铭篆书看，结体方，线条多曲势，是汉人写小篆较典型的风格。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云：“崔援《张平子碑》，字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篆全是汉。”他在《三十五举冲也一再提到：“小篆一也，而各有笔法……崔子玉多用隶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汉意。阳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当知之”；“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张平子碑》即《张衡碑》，作于东汉永和四年（13），今已佚，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和赵明诚《金石录》皆有著录，至元代尚存。根据吾丘衍对《张衡碑》的描述，其风格正与《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相似。《延光残碑》从字之外形和笔画粗略地看，很像篆书，细看每个字，则与篆书都不相合。《祀三公山碑》（图4-2.30）是一块很有名的篆隶杂糅的碑刻。清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评其字云：“此刻虽是篆书，乃是由篆入隶之渐，减篆之索折为隶之径直。”其实这碑所书字并非是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的一种书体，而是书者对篆书的隔阂，这种隔阂可能比《袁安碑》、《袁敞碑》书者还要大，有些字形和隶书相似，甚至还夹杂了隶书的笔法，如“立”、“阙”、“国”、“阎”、“掾”、“音”等字，同隶书无甚区别。但是书者又不是因不谙篆书而显得束手无策，而是大胆地加以创造。这可从整篇统一的笔势和风格看出，篆与隶两种不同的书体，经过书者的融会，已达到相当和洽的程度。其款式是有行无列，每一字不像隶书在放纵时笔画往往横向逸出，而是加以约束，取篆书的纵势，使行间自然成界。但是各字又随形势而长短不拘，这又打破了篆书匀称的规则，变化无方，不可端倪。《祀三公山碑》可以看作是书者在对古文字掌握上的不自觉与书法创作上的自觉结合之产物。这种类型的作品，除存世的一两件碑刻外，还能见于一些碑额和铜器铭文（图42.31），包括许多印章上的文字。正如吾匠衍所评的“多用隶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汉意”。它们体现了浓厚的汉代气息。这类书体在后世篆刻中被广泛取法，包括赵之谦、齐白石等人的篆书也深受《祀三公山碑》的影响。篆书在东汉碑额中风格表现得更为丰富。由于碑额的字较大，刻得也很精细，故其笔法变化十分清晰，有些仅见于记载的汉代书家所作的各体篆书及笔法，可以在碑额中得到印证。《孔宙碑额》（图42.32）和《华山庙碑额》充分表现出毛笔的柔软性，将碑刻中较为单一无变化的篆书用笔，刻成有提按变化，使之姿态丰富，委婉而华美。《孔宙碑额》收笔处圆润蓄势，含而不露，正是所谓的“垂露法”。而《尹宙碑额》（图42.33）、《三老掾赵宽碑额》、《郑季宣碑阴额》结体皆上敛下舒，垂笔中截丰满，结尾出锋尖细，清峻飘逸，大概“倒薤书”即如此。清代胡澍、徐三庚的篆书就是从此而来。《西狭颂》“惠安西表”四字和《韩仁铭额》（图42.34）用笔舒畅流便，转折处化国为方，结体沉稳而生动，显得典雅安闲，是汉篆中上乘之作。《张迁碑额》（图42.35）则是汉篆中奇品。此书体应是汉代题写殿台官观匾榜的署书。汉时笔较小，写匾榜须将笔画幡曲以增其大。《张迁碑额》笔画瘦硬，粗细如一，可见其笔不大，而笔势起伏曲伸，如龙行虎步，结体亦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堪称杰作。其他如《郑固碑额》之潇洒、《鲜于璜碑额》之劲拔、《白石神君碑额》之沉厚、《王舍人碑额》之清刚，都是各具一格之妙品。汉代碑额的篆书是丰富多彩的。
《孔宙碑额》（图42.32）
《韩仁铭额》（图42.34）
《张迁碑额》（图42.35）
汉代碑刻书法:篆书碑刻和碑额(片段)东汉的篆书碑刻数量较少，有《袁安碑》、《袁敞碑》，《少室》、《开母石阙铭》，《议郎等字残石》、《鲁王墓石人胸前题字》和篆隶杂糅的《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等碑刻，以及一些碑额。嵩山《少室》［无年月，前人考为延光二年（123）立］、《开母》（延光二年立）二阙铭，由于在地表，又立于名山，故历来为金石家所重视，并视之为汉篆代表之作。与秦《琅邪台刻石》比，秦篆修长紧密，雍容典雅，重心在字之上部。而汉篆结体趋方，婉转圆融，外似密而内
4-2.30 《祀三公山碑》篆书
4-2.31 光和七年洗 篆录实疏。二阙铭因石质粗劣，经风化雨蚀，残泐过甚。《袁安》、《袁敞》二碑的字迹甚清晰，《袁安碑》［永元四年（92）］系明万历间出土，移置于庙中作供案，而将碑刻字面朝下，故一直未为人知，1929年始又发现。碑字除下部残损一列外，基本清晰完好。《袁敞碑》［元初四年（117）］于192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已残。袁安、袁敞父子皆位至三公，存世及著录的东汉墓碑碑主有此位望者甚少，而以规正篆书书刻，更是绝无仅有。二碑制作时间相差25年，从二碑之字对照，显然为同一人所书。袁安位至司徒，当时外威窦氏擅权，和帝与朝臣皆倚重于袁安，袁安卒后数月，窦氏即败。和帝追思袁安，葬礼隆重。其子袁敞，官至司空，因触犯了外戚邓氏而自杀，后来朝廷又以三公礼葬之。此二碑可能都是特命宫廷尚书、令史所书，当然也不能排除像一般官僚墓碑由门生故吏中善书者所书的可能。二碑是东汉人所写之小篆，与秦刻石标准的小篆比，可谓“笔迹相承小异”。如《袁安碑》（图4-2.29）中“阳”、“正”、“闰”等字皆为讹体，“宾”字同隶书的写法相近，而“薨”字则写成“蒿里”之“蒿”（本字作“薧”）省去草头。古代典籍文献靠传抄而保存流传，年代久远了，人们对篆书就不熟悉了，年代越后，讹变越厉害。从《袁安碑》上的字可看出，在东汉即便是优秀的专业书手或知识分子，对小篆已经隔阂陌生了，有时会不自觉地将隶书的写法夹杂进去。从《袁安》、《袁敞》碑，结合嵩山二阙铭篆书看，结体方，线条多曲势，是汉人写小篆较典型的风格。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云：“崔援《张平子碑》，字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篆全是汉。”他在《三十五举冲也一再提到：“小篆一也，而各有笔法……崔子玉多用隶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汉意。阳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当知之”；“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张平子碑》即《张衡碑》，作于东汉永和四年（13），今已佚，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和赵明诚《金石录》皆有著录，至元代尚存。根据吾丘衍对《张衡碑》的描述，其风格正与《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相似。《延光残碑》从字之外形和笔画粗略地看，很像篆书，细看每个字，则与篆书都不相合。《祀三公山碑》（图4-2.30）是一块很有名的篆隶杂糅的碑刻。清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评其字云：“此刻虽是篆书，乃是由篆入隶之渐，减篆之索折为隶之径直。”其实这碑所书字并非是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的一种书体，而是书者对篆书的隔阂，这种隔阂可能比《袁安碑》、《袁敞碑》书者还要大，有些字形和隶书相似，甚至还夹杂了隶书的笔法，如“立”、“阙”、“国”、“阎”、“掾”、“音”等字，同隶书无甚区别。但是书者又不是因不谙篆书而显得束手无策，而是大胆地加以创造。这可从整篇统一的笔势和风格看出，篆与隶两种不同的书体，经过书者的融会，已达到相当和洽的程度。其款式是有行无列，每一字不像隶书在放纵时笔画往往横向逸出，而是加以约束，取篆书的纵势，使行间自然成界。但是各字又随形势而长短不拘，这又打破了篆书匀称的规则，变化无方，不可端倪。《祀三公山碑》可以看作是书者在对古文字掌握上的不自觉与书法创作上的自觉结合之产物。这种类型的作品，除存世的一两件碑刻外，还能见于一些碑额和铜器铭文（图42.31），包括许多印章上的文字。正如吾匠衍所评的“多用隶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汉意”。它们体现了浓厚的汉代气息。这类书体在后世篆刻中被广泛取法，包括赵之谦、齐白石等人的篆书也深受《祀三公山碑》的影响。篆书在东汉碑额中风格表现得更为丰富。由于碑额的字较大，刻得也很精细，故其笔法变化十分清晰，有些仅见于记载的汉代书家所作的各体篆书及笔法，可以在碑额中得到印证。《孔宙碑额》（图42.32）和《华山庙碑额》充分表现出毛笔的柔软性，将碑刻中较为单一无变化的篆书用笔，刻成有提按变化，使之姿态丰富，委婉而华美。《孔宙碑额》收笔处圆润蓄势，含而不露，正是所谓的“垂露法”。而《尹宙碑额》（图42.33）、《三老掾赵宽碑额》、《郑季宣碑阴额》结体皆上敛下舒，垂笔中截丰满，结尾出锋尖细，清峻飘逸，大概“倒薤书”即如此。清代胡澍、徐三庚的篆书就是从此而来。《西狭颂》“惠安西表”四字和《韩仁铭额》（图42.34）用笔舒畅流便，转折处化国为方，结体沉稳而生动，显得典雅安闲，是汉篆中上乘之作。《张迁碑额》（图42.35）则是汉篆中奇品。此书体应是汉代题写殿台官观匾榜的署书。汉时笔较小，写匾榜须将笔画幡曲以增其大。《张迁碑额》笔画瘦硬，粗细如一，可见其笔不大，而笔势起伏曲伸，如龙行虎步，结体亦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堪称杰作。其他如《郑固碑额》之潇洒、《鲜于璜碑额》之劲拔、《白石神君碑额》之沉厚、《王舍人碑额》之清刚，都是各具一格之妙品。汉代碑额的篆书是丰富多彩的。
《孔宙碑额》（图42.32）
《韩仁铭额》（图42.34）
《张迁碑额》（图42.35）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的作者简介……
华人德，笔名维摩，斋号维摩方丈室，江苏无锡人，1947年3月生，汉族。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著有《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卷》等书，发表书法史学论文30馀篇。书法创作上，初学颜、柳、赵诸体楷书，后上溯北魏、两汉，潜心钻研碑志、简牍、铜器、砖瓦之属，不再涉二王以下名家樊篱。现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冲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沧浪书社总执事、苏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参考特藏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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