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述：

一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我们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人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记得有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种机缘，在这次就很难遇到了，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惯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山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们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它们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占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二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由于工作需要，多位主持人、编导、摄影、司机都在一批批轮换，陈鲁豫回到香港后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次吃饭都产生罪孽感，觉得对不起继续在国外受苦的兄弟们，以致每大播完新闻节回都要情不自禁地问候一声。这些兄弟们中间有少数几个一直没有被轮换，其中一个就是我。

可惜我们都听不到陈鲁豫的问候，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传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人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曰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2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面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回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三

一路上看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当我们重新踏人祖国土地时全都流出了眼泪。中华文明的超常强韧使我们这些后代刮目相看，但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它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一天过得轻松。要是像别种文明那样殒灭于草丛石堆间倒也简单了，哪想它苦打苦熬数千年直到现在还在艰难地为后代开拓前途，不能不让人加倍地关注起它日前的生态环境。

车队回国后特别让伙伴们伤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窃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五十万册，畅销数周，现已基本卖完。历来查处盗版大多按印数处罚，所以盗版集团总是尽可能把印数标小，这次如此大胆，等于告示天下他们能获利多少，该判何罪全然不管。

车队的伙伴们大多对国内文化界知之甚少，不明白文化盗贼明明犯了大罪为什么还那么张狂。我笑着说，还有更大胆的呢，嘉峪关和成都的记者告诉我，在我外出远行期间，一个大学生居然根据所谓‘当年同事”的谣言编造了我三十年前的历史，白纸黑字大量印刷。有记者当面指出他的伪造不符合常识和逻辑，这个大学生平静地回答，他不全是针对我，“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甚至到校长也是这样。”（《中国新闻周刊》第三期B版第11页）以最轻松的口气毁谤了一大串，而且连单位和职务也—一指明。

这两宗抢劫、毁谤事件正巧被车队在半道上碰到，有点偶然，但其间表现出来的气焰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这种气焰是需要土壤的，而只要土壤在，必然会继续蔓延。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刚刚复苏的某种乐观，重新变得谨慎起来。

我们刚从一片片废墟归来，对文明兴衰的玄机略有感悟。我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果文化抢劫和文化毁谤已经到了无须掩饰的地步，那么连异想天开的孩童也会冒充法官随便拉出一二个文化人来要他们低头仔悔；如果这种混乱长期得不到阻上，那么，连一度吃惊的旁观者也会渐渐变成适应者、欣赏者和参与者。到了这时，一切局部性颠倒必然以骨牌效应引发整体性颠倒，直到石柱委地、乱草接天。

四

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要向读者交代。

鉴于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远远超过正版本，而且已经大量流入海外华文书市场，几年来我多次撰文揭露不仅无效反遭围攻，因此只能停笔，不再为盗版集团提供货源。

我坚持反对盗版，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经济遭受损失。如果仅仅考虑这一点，完全可以接受盗版集回多年前的重金利诱，早已相安无事。我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作者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沟通，居然由一伙盗贼在安排；我更不愿看到，这伙盗贼凭借着非法获得的巨资，可以收买舆情、封口灭人，居然毫无障碍。我承认自己势孤力单，在与他们的搏斗中已经束手无策、“江郎才尽”，只能动用个人最后的一点权利。亲爱的读者，请原谅，除此之外我已别无选择。

至多还会写一组讨论盗版行为和毁谤行为的文章，专供他们盗版，印得越多越好。早已在写的自传，也因这两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还要等到盗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割断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我从学术研究、教青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经历了不少次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的，一遍遍从零开始，可称得上自弃名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为的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怖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在最近的这个人生段落，我从壮胆学写第一篇散文开始也已出了四本书，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起承转合，正可以结束。

一、 再版说明
二、自序
三、 出发
四、希腊
五、埃及
六、以色列、巴勒斯坦
七、约旦
八、伊拉克
九、伊朗
十、巴基斯坦
十一、印度
十二、尼泊尔
十三、总结思考
十四、到达
十五、尾声
十六、补记

自序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 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
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而这次，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这篇自序，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至二月一日晨）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成就可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