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在这本书里的，都是作者在1996年夏季到1997年春季之间写的非学术性文章，它们，也许正由于不是“学术性”的，都与作者的“思”关系密切。这是作者个人历史的一个重要变迁时期，自由对作者个人生活的意义已经被若干年以来大学制度与作者所追求的问学方式之间的冲突昭显到了令人痛苦的地步。

自序

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

为什么“平均成本递增”？

为什么“供求分析”是经济学看家本事？

从麦当劳餐纸说起

菜单成本，灵活生产，人力资本生活中的道德风险

名牌里的“租”

“入乡随俗”新解

“山长水阔无尺素”— 从国际长途电话收费说起

“茅屋为秋风所破”——城市住房体制改革杂感

“生命诚可贵，制度价更高”

医疗体制改革杂议

教育体制改革的原则（初论）

“经济”原考

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超越“交易费用”理论？

制度经济学关于世界的三个基本预设

应用经济学杂感（之一）：“态度问题”

应用经济学杂感（之二）：“提问”的问题

应用经济学杂感（之三）：“概念问题”

讲故事的逻辑

实践高于理论

社会科学学术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

学术刊物审稿制度刍议

经济制度的真正涵义是什么？

“效率”所要求的……

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谈“自由”规则

一切利润归企业家！

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

试说“现代性问题”——兼评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面向综合的时代 —兼评《复杂》

知识是怎样发生的？

通向“林中空地”——向您推荐《欧陆哲学读本》

演进，均衡，理性 —写给寻找新经济学的人

“克隆”，互联网，平面化倾向及其它

棕榈树下的沉思

又见到了夏威夷的棕榈树，又闻到了南太平洋的暖风，清静的街 道，阵雨，阳光，还有浪花堆起的白沙滩。 如果你有机会去夏威夷，不要忘记，去看看瓦胡岛东北面的“草 帽儿”。太平洋的水，在这儿环成一汪海湾，太平洋的云，在这儿聚 拢来休息，把骄阳遮在一旁，海湾的正中央，就飘着那顶维多利亚式 的草帽，墨绿色，周围再也没有浪花；一平如镜的水，就这样铺展开 来，直到你脚边的沙滩，再接着铺开的是绿茸茸的草地，延伸到你身 后同样恬淡的芭蕉林，它后面墨绿色的山幕再把你的目光接回南太平 洋点缀着朵朵白云的凝固了的蓝天。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一个 无风和无人的早晨，我驱车驶过这里，立即被它那近乎圣洁的宁静吸 引。当我渐渐走到它中间，与它融为一体时，我记起了那令人神往的 诗句：“那天夜里，我见到了永恒，它像一轮广大无垠的光环……” 在大海旁边，我感受到“必死的生命”的叹息，感受到人的“神 性”绝望地要求超越“有限”的悸动。 “绝望”，克尔凯郭尔说，“是我们精神的孽障，我们自我的厌 恶。”于是绝望可以有三种方式存在：无意识的，对于不得不成为“ 我”的绝望；意识到的，不想以“我”的方式存在的绝望；以及绝望 地要求成为“我”的存在。不得不“我”，萨特孤绝的呐喊：我来到 这个世界，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不能也不应当具有任何“为他” 的目的和计划，它是它自己——绝对的虚无。正因为是绝对的虚无(“ 上帝死了”)，才发生了“我”应当而且不得不承担的绝对的责任。“ 我”无法将我的行为归咎于任何的“他”，因为我同这个世界的任何 部分都没有前在的联系。“我”获得了如此的一种自由，它来自虚无 的“我”的偶然，来自沉重的“我”的责任。这些责任是由于自由的 我必须选择在我和他人之间建立(或维持，或割断)某种关系。 不堪“我”的责任的重压，生活着的我绝望地要求成为“非我” ，绝望地要求挣脱“我”，绝望地要求从这个世界上把“我”的一切 痕迹(连带着责任)抹去。米兰·昆德拉不愿保留任何照片和日记；不 愿让“我”的生命之流中任何一个片段从这流动的时间中抽离出去， 被任何一个未来的“他”审视和评论。厌倦了德里达的“to differ is to deffer”。但是不可避免地，无数的人重复做着可数的简单动作，我 的每一次举手每一次投足每一次微笑，只不过在重复人类祖先做了千 百万次的动作，我甚至不敢保证我心灵的每一次激情是否仍是可怜的 重复，多么绝望地，我成了幽灵的影子。多么绝望地，我希望成为自 己的“我”！



那个使我感到厌倦，强使我重复先辈们的生活的，无非就是“传统”。在传统中我学习理性也学习道德。除非不“说”，我不得不为我自由的“思”套上传统的语言的铁笼。古希腊人的“说”包含着人际交流的其它方面例如行为、熟悉和谅解。“说”，就是承认“我”的知的局限性，承认他人经验对我的“知”的重要性，承认“主体间认同”的必要性，除非不想学习“思”，我不得不首先依靠理性对自然立法，不得不通过“说”建立规范。所以巴门尼德说：“人应当同时说和思那存在着的存在。”然而成熟了的“我”，知道在语言之外，在作为“立法者”的理性之外，还有那“不可言说”的思，那澄明的“悟”，那“通天下所感”的静，那“元之又元”的众妙之门。必须把握这个不可言说的思，“说”才是有意义的。海德格尔说：“说出来的思，它只能抓住不思的人的思想。”于是一个思考者说出来的思，只对其他正在思考中的人有意义。说的意义全在于说之外的意义，对思考者来说有意义的言说只在“言不尽意”之中。人的“神性”，人的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其实是在自由遵从着的规范之外的自由。大海和蓝天，几乎是无限的存在，却谈不上“自由”。在有限存在和超越有限存在之间，自由才获得了意义。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可以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存在中的自由)，也可以是康德“自由意志”的自由(超越存在的自由)。由此导出的“道德”，可以是经验主义传统的“演进道德”，也可以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普遍主义道德，没有“超越”的意志，在世的存在便显得暗淡无光。无视存在的自由，何来“超越”的意义？还是“传统与乌托邦”，还是“永远的徘徊”，还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最原始的超越方式是生殖，任何知道“意义”的生物必定知道生殖的“超越”意义。等而上之，立言，立功，立德。名垂青史，不可谓没有超越意义。若再要“等而上之”，则诸识皆空，卓然而涅磐。



入无“我”之境，自然没有克尔凯郭尔说的“我”的诸般烦恼。然而超越到这样极端的境地，人性也就丧失殆尽，只剩了神性。人而不“人”，超越还有什么意义吗？于是中国人不愿意入“空门”，两千年来只好在“等而下”的诸种超越方式中打转。超越方式不能改变，人生路向就大体一样了。活来活去，无非“正诚格致修齐治平”一套。天下之大，能不信宗教而脱开这一套生活路向的现代中国人并不多见。所以干部当好了就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企业家做大了就要“义利兼顾，济世经国”，知识分子经过了王国维“大学问家三境界”之后就要“学究天人”，“文以载道”。尽管一百多年以来世道大变，生存陷入了困境，中国传统的这一套人生路向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对五千年而言，几百年的时光只好算得是“边际演变”。超越的方式没有改变，就相当于“天不变”。我眼睛里的大海和蓝天，是凝固在那里的。因为我找不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向，又不愿意滞留在平凡里。

汪丁丁 1953年出生，北京市人，祖籍浙江。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执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德国杜依斯堡大学经济系。1997年以后，在北京大学讲授“数理经济学”与“制度分析基础”。已出版文集《永远的徘徊》、《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我思考的经济学》、《梦幻与真实》、《回家的路》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