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三个专辑，主要内容包括专辑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导论、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在西方发展乏力时代中国和西方理论世界的调和、后现代研究：望文主义，方为妥善、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辑二：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编者前言、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中国公共领域观察、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跋：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专辑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

导论

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

在西方发展乏力时代中国和西方理论世界的调和

后现代研究：望文主义，方为妥善

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专辑二：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编者前言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中国公共领域观察

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

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

跋：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一位著名的爪哇研究专家对吉尔兹的文章提出批评——吉尔兹认为爪哇和巴厘的国王更是一位精神领袖，而非军事上的领导，这位学者不无讽刺地指出，“对于国王与王宫大臣而言，那些认为国家只是掌握权力、发家致富的手段的人，那些立志要当将军的人未免有些奇怪”(Ricklefs，1992)。但我在此并不关心巴厘政治图景的正确性，而是另一个事实：即使是在一个伟大的学者那里，对仪式话语和异国(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象征主义，或“文本”的强调，也可使巴厘人似乎与我们迥然不同，而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差别并非如此之大。由于忽略了人类认知的某些方面具有普遍性这一明显事实，从而导致写出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大叙事比它们的实际存在更难，而它们已经存在了——带着共享一种全球历史意识的严重后果。无论人们怎样囫囵吞枣似地接受粗糙的唯物主义，它都能使我们反对某种形式的东方主义，并可以不断提醒我们，无论新文化史家同意与否，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须完成养育人民、创造经济盈余的任务。当稻米的收获直接关涉到巴厘人的日常生活时、当多数文化都拒绝与社会隔绝时，可以发现前现代巴厘人的(比如说)“时间”概念并非鲜明区别于其他文化。新文化史的“差异”如同旧的现代化理论的“深层结构”一样在其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是一种虚幻。
吉尔兹之后出现了许多后现代主义分析家，他们将文化凌驾于社会之上，其做法已超过了吉尔兹，在德里达的文本生产和“文本化”适用范围扩大化影响下，这些人觉得获得了解放，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的对立与我们无关。我认为他们却不得不来证明这一点。当利奥塔告诉我们成功地达到正义的观念和实践的第一步是认识“语言游戏的异形性”，而不是财富分配的性质(不论其是否异形)时，他是在冒将自身禁锢在分析的唯心主义诸形式之中的风险，而这种形式只有在任期内或即将上任的教授才会喜欢(Lyotard，1984：66)。
但这样如何能协调中西理论界——协调，而非将二者同一——呢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年）。《近代中国》季刊(Moden China)创办编辑（1975年至今）。